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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面对死亡这个话题时有一种回避的态度，谈论死亡成了一种忌讳。甚至和死亡有关的数字也会受到人们厌弃。比如，我们经常避免说与4有关的数字，因为4和死谐音，我们会刻意回避这些数字。但每到清明节，我们会缅怀去世的亲人，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与死亡有关的话题。这种一年一度的、带有仪式感的集体追思，像是一次短暂而集中的心理暴露，让我们在安全的框架内，短暂地触摸那个平时被层层包裹的禁忌。然而，仪式过后，这个话题往往又被迅速封存，回归到日常的沉默之中。
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人具有死亡意识，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但人同时也具有生存本能。这样人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意识两者会发生冲突，就会使人产生死亡焦虑。其他动物或许能感知危险，但它们没有关于“未来必然终结”的明确概念。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和时间感，使我们能够前瞻性地预见到自身的消亡，这种认知与生命体固有的、强大的求生欲望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催生了死亡焦虑——一种关于存在本身可能归于虚无的深层不安。
可以说，死亡焦虑是伴随人们一生的深层焦虑，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被压抑在潜意识中，当遇到一些特殊事件时，死亡焦虑才会被激发出来。这些特殊事件就像一个开关，可能是一场重病，一次重大事故的目睹，一位亲友的离世，也可能是中年危机、退休等标志着生命阶段转换的节点，甚至是新闻报道中的灾难，或者一部触动心灵的影视作品。在这些时刻，平日里被忙碌生活、社会角色和日常琐事所掩盖的死亡恐惧，会突然浮出水面，带来一阵阵心悸、空虚或莫名的恐慌。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的一生是防御死亡焦虑的一生。亲密感、自尊感和意义感会成为人们应对死亡焦虑的重要的心理资源。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有意无意地构建和维护这些心理资源，就像一个建造堤坝以抵御无边海水侵袭的工程师。亲密关系让我们感到被爱、被需要，从而在情感上确认自己的存在；自尊让我们感到有价值、有能力，从而在个体层面确认自己的存在；而意义感则让我们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从而在超越个体的层面确认存在的价值。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道心理防线，帮助我们缓解那源自存在根本的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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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亲密感与死亡焦虑
客体学派心理学家克莱因认为：死亡焦虑在幼儿心中会经常出现，由于幼儿心理资源不足，会经常被死亡焦虑所湮灭，体验到内心的瓦解，崩溃。对于婴幼儿来说，世界是崭新而陌生的，他们极度依赖养育者来满足一切生理和心理需求。当需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时（如饥饿、不适），那种无助和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就近似于一种原始的死亡恐惧——感到自己的存在可能因为得不到支撑而消逝。
婴幼儿通过养育者的照顾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通过与养育者的情感联结感到爱和安全，从而摆脱死亡威胁，死亡焦虑就会得到缓解。一个温暖的拥抱、及时的喂养、安抚的声音，这些不仅仅是生理需求的满足，更是生命得以延续和稳定的确认。养育者就像一个“外部心理器官”，帮助婴儿调节他们自己尚无法处理的强烈情绪。
如果养育者的功能不是很好，总是忽视或排斥婴儿的情绪，婴儿死亡焦虑就不会得到缓解，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躁，甚至崩溃状态。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很容易出现焦虑症或惊恐发作等症状。他们内化了一个不安全的、不可预测的世界模型，以及一个“当我有需要时，可能得不到回应”的自我模型。这种早期建立的不安全感，会成为日后死亡焦虑容易被激活的脆弱点。成年后，任何形式的分离、拒绝或失控，都可能迅速触发那种深植于早期的、关于存在可能消逝的恐惧。
如果养育者的功能比较好，婴幼儿会依靠养育者的情感反应来帮助自己调节情绪，在他们受死亡焦虑侵袭的时候，如果养育者情绪稳定平和，婴儿的焦虑情绪就会得到安抚，恢复到平静的状态。这个过程被内化，孩子逐渐学会自我安抚，形成一种内在的安全基地。他们知道，即使在恐惧中，也存在一个可以回归的平静港湾。
随着我们长大成人，曾经能缓解死亡焦虑的依恋关系，会慢慢由亲子关系转变为亲密关系。有研究显示，早期婴儿的依恋行为与成年对于伴侣的依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人们对长期伴侣关系的渴望，本质也是为了防御死亡焦虑。一个稳定、充满爱意的伴侣关系，提供了类似于早年安全基地的功能。当我们感到脆弱、恐惧或面临压力（这些都可能唤醒死亡焦虑）时，伴侣的支持和陪伴能提供巨大的安慰，让我们感到自己不是孤独地面对存在的深渊。
好的亲密关系，就是彼此能够在对方焦虑，崩溃的时候，起到安抚作用，帮助对方从高焦虑的状态中平复下来。坏的亲密关系，不仅起不到安抚作用，反而会强烈相互激发出更多的焦虑出来。在不良的关系中，伴侣可能因为自身的焦虑而无法共情，甚至可能贬低、指责对方的脆弱，这会让双方都陷入更深的恐惧和孤立无援中，死亡焦虑不仅未被缓解，反而被放大了。
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既有利于个体生存，也能增加繁衍后代的可能性，繁衍后代也是应对死亡焦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老人们常说“得志不得志，扬名留后世。”这是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时常见的态度。养育后代是成人象征意义上的延续生命，是对抗必死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基因和文化的传承，个体的一部分得以在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看着孩子成长，仿佛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自我将完全消失”的恐惧。
NO.2 自尊感与死亡焦虑
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自尊感在缓解死亡焦虑方面着重要作用。通常来说，自尊水平高的人，调节死亡焦虑的能力比较强；自尊水平低的人容易被死亡焦虑激发，导致各种心理问题。自尊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我是有价值的、有能力的、符合文化标准的好人”的自我感觉。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缓冲器。当我们深信自己的存在有价值、有贡献时，那种“终将消逝”的威胁似乎就不再那么绝对和可怕了，因为“我”的意义似乎可以超越肉体的消亡。
人类早期的自尊建立在个体与养育者的关系上，儿童从养育者那里持续获得爱与保护，不断获得良好的感受，最初的自尊就会形成，儿童的自尊的水平取决于养育者给予多少关爱和支持。被无条件接纳和珍视的孩子，会内化一个“我是值得被爱、我是好的”的核心信念，这是健康自尊的基石。
随着个体不断长大，人们遵从社会规范，做着社会允许的工作，通过工作和社会角色而获得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感。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获得价值和认可的路径：学业成就、职业成功、财富积累、社会地位、道德口碑等等。当我们通过努力在这些路径上取得成就，并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时，我们的自尊感得到巩固和提升。我们感到自己是“成功”文化世界观的一部分，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抗死亡恐惧的心理资本。
焦虑症或惊恐发作通常与自尊水平低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人体会不到自己的价值时，他就会感觉自己渺小无助，这时就会激活死亡焦虑。一个长期感到自己失败、无价值、不被需要的人，其心理防线是脆弱的。任何微小的挫折或威胁（如工作失误、人际矛盾、身体不适），都可能穿透这脆弱的防线，直接触碰到深层的死亡恐惧，引发强烈的焦虑反应，甚至表现为突如其来的惊恐发作——那是一种仿佛死亡近在咫尺的极端体验。
NO.3 意义感与死亡焦虑
人需要意义感，要回答我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生活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人做出结束生命的决定。意义感为我们短暂的生命提供了一个坐标系，让我们的行动、痛苦和欢乐都有了方向和分量。它告诉我们，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死亡，更是为了某种高于生存本身的价值。
文学家和哲学家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断的给出答案，然后又进行反思和推翻。人类思想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不断探寻和重构生命意义的历史。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在试图为它的成员提供一套关于“何为美好人生”、“人为何存在”的答案体系。
比如，中世纪崇尚人要活出神性，人是属于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又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削弱神性，强调张扬个性，活出自我。到了古典主义时期，又重建构了人活着的意义，人要当英雄，要有公民义务，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人要有政治理性。这些思潮的变迁，反映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为对抗死亡焦虑、寻找存在依托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在中国儒家文化中，人活着的意义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成为德高望重的贤圣。在道家文化里，人活着就是自由洒脱，泛舟江湖，无拘无束。现代人认同有钱就有价值，让自己成为有钱人成了很多人活着的意义。不同的意义体系，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不同的心理庇护所。儒家士人通过“三不朽”来追求永恒；道家高人通过“与道合一”来超越生死；现代人则可能通过创造财富、积累物质成就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试图在消费和占有中寻找对抗虚无的堡垒。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会建构不同的文化氛围，来帮助我们定义人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意义制造厂和缓冲系统，它提供故事、仪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帮助我们理解生与死，赋予我们的挣扎和努力以崇高的色彩，从而将个体从直面死亡虚无的恐惧中拯救出来。
人生意义感较弱的人会更强烈地体会到死亡焦虑，而有更大意义感的人能够更好的接纳死亡。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有价值、与某种更大的整体（如家庭、事业、信仰、自然、宇宙）相联结时，死亡似乎就不再是纯粹的终结，而是这个有意义旅程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或完成。
克服死亡焦虑并过上幸福生活的核心在于意义重建的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即使在旧的信念崩塌、原有的意义感消失时（例如遭遇重大失败、信仰危机、丧亲之痛），个体仍然有能力去探索、发现或创造新的生活意义。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韧性，它允许我们在生命的废墟上，重新找到或搭建起能够安放灵魂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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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过濒死体验的人，会更感恩生命，关心他人，不在意给他人的印象，不重视物质，高度追求意义。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与死亡最亲密的接触，反而催生了最旺盛的生命力。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极端的体验强行撕破了日常的防御，让人直接面对了存在的底线。在那一刻，所有社会建构的、琐碎的追求（如面子、物质攀比）都褪去了色彩，而生命本身、与他人的联结、以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宝贵性被无比清晰地凸显出来。劫后余生，他们像是被“重置”了价值排序系统，更加聚焦于那些真正能对抗存在性虚无的事物。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主角皮耶是俄罗斯贵族，过着无意义的空虚生活。当皮耶被拿破仑士兵当作俘虏判处枪决时，一列六个人，他看着前面五个遭到处决，千钧一发之际，意外地获得赦免。这段经历是文学史上对“边界体验”的经典描绘。皮耶被强行推到了死亡的绝对边缘，亲眼目睹了生命的脆弱和随机性。那个他曾经熟悉并感到空虚的贵族世界，在枪口下彻底粉碎了。
这次经验彻底转变了皮耶，从此他在人际关系上，毫不保留地付出，对周遭的自然环境，热衷观察体验，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所在。他不再纠结于沙龙里的高谈阔论和社交游戏，而是开始实实在在地关爱他人（包括农民），投身于具体的生活和改善社会的实践。死亡边缘的惊鸿一瞥，让他看清了什么是浮云，什么是基石。他从一个漫无目的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充满热情、扎根于生活的参与者。
当我们真正穿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反而能够更好促进自我的成长。这并非鼓励人们去寻求危险的体验，而是指在心理层面，能够以一种更开放、更接纳的态度去思考死亡，将其整合进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之中。这种整合，可以让我们从对死亡的“被动恐惧”转向一种“主动的清醒”。我们知道终点在那里，因而更加珍惜过程；我们知道生命有限，因而更努力地活出它的宽度和深度；我们知道一切都将消逝，因而更专注于当下的真实感受和创造。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解除了许多因恐惧而生的自我限制，释放出更大的生命能量，推动我们走向更完整、更真实的自我。
文：李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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