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避而不谈，到“是时候告别了，要想想接下来该怎么生活了”。
采访刘老师时，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北京那天罕见地下了雨，异常寒冷。他用低沉而平缓的口气说起了十一年前的一次意外：2008年夏天，儿子刘丹因为暑期集体活动需要打了一剂预防针，打针之后就开始有点低烧。当时孩子正要面临一场大考，父母心想是临近考试压力太大了，考完休息一阵子应该会好。孩子顺利考完了试，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周日出去玩，闹钟定了早上七点半。结果那天早上闹钟闹了几次，他都没醒来……等父母进房时，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
……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来得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突然。
那一年，孩子16岁。这种震撼、痛苦、悲伤、绝望、怀疑……大概什么语言也无法描述。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仿佛在梦里。我就只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是预防针的问题，以为是心脏猝死；后来经过医学研究，才揭开了谜底，发现是预防针引发的器官损伤。
科普：子女死亡的原因中，有3种对父母打击最大：第一是自杀，第二是他杀，第三是不明原因的死亡。因此，对刘老师夫妇来说，寻找答案，是当时一个最强烈的信念。
他曾写下这样悲痛的句子：“我唯一的孩子，那样健康活泼、风华正茂的孩子，承载着我们16年的哺育的孩子，凝聚了所有爱和心血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任何征兆，离开了我们。”
葬礼之前，他为孩子写追悼词。努力回忆过往的许多事，带着沉重的痛苦写下这一切，似乎像是帮孩子说完他未曾说的话。这个过程，会一次次感觉到，孩子还在身边，并没有离去。
参加葬礼，是他们当时面临最痛苦的一个选择。因为，对于每一个失去挚爱的人来说，葬礼是一场无法缺席的告别；但是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是自愿参加葬礼的，都是被“逼着”去的，内心太折磨了。“在葬礼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很不真实，就好像做梦一样，日夜浮现的都是孩子还在的样子。但是直到在殡仪馆看到孩子冰冷的遗体，我才被打回现实。一个星期没有一滴眼泪的我，突然在儿子遗体面前哭倒，我近乎崩溃掉，站也站不住。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见孩子的最后一面了。”
朋友们把他“架”到了休息室里，给他吃了镇静剂，等他缓过来，才有力气读出追悼词。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间到了，是时候告别了，我要想想接下来的生活了。
科普：人们往往忽略了，葬礼是哀伤治疗很重要的一步：1. 让人把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2. 意识到亲人离去的事实，走出幻觉；3. 让亲友知道真实情况，获得支持。
孩子离开之后，他和妻子每个星期都会去一次墓地。他说，在埋葬着他孩子的墓地附近，还安葬着其他一些年轻幼小的生命。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小脚丫子的泥印，这是一个仅仅活了16天的小生命。还有一块墓地埋葬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父亲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他，并带来一束鲜花，十多年从未断；有一位老太太天气好时，每次来都会坐上一整天，在那里读书给孩子听，直到夜幕降临，她才不舍地离去。刘老师夫妇每周也会在这里看望孩子，跟孩子说说话，把最近自己做的事告诉孩子。他们想象孩子听到好消息，露出的笑脸……再后来，每一次来墓地，都如同是与一个纯洁灵魂的对话。这种感觉使人特别宁静，没有忧苦，除了儿子的忌日。
刘老师说：“在这座墓园，儿女们来墓地看望已故的父母，大概是每年2~3次；丈夫或妻子来看已故的配偶，每年约4~5次；而父母们来看望孩子，几乎是每周一次，风雪无阻，年复一年。”
听完这席话，我如鲠在喉。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母爱——不同于人间其他任何一种爱，是一种融进了他们血液和生命、至死都不会消失的爱。
过了很多年，刘老师和亲戚一起外出旅行，在一个游乐场旁边，他突然站住了。因为眼前的游乐场，让他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他曾带孩子来这里玩过。当时孩子玩得那么开心，他的小脸蛋红通通的，一蹦一跳……“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我在那里呆呆地怔住了好久好久，现在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哀伤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泛起……但是大约5分钟后，我已从这种哀伤中抽身而出，回到现实跟亲戚一起继续快乐的游玩。”
科普：刘老师描述的这种状态，是近代哀伤学者常说的“整合性哀伤”——人们带着哀伤和怀念，但依然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很多人面对丧亲的哀伤，往往都会期待自己“走出来”，但哀伤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走出来”，不是不再思念，而是你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思绪。你能够可控地进入哀伤思念、回忆逝去的过往；同时还可以选择面对现实，好好地生活，这才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哀伤，也就是“整合性哀伤”。
我第一次听说刘老师，其实是在“首届全国哀伤大会”上（全名为：首届中国哀伤研究与干预国际研讨会）。刘老师以“美国注册哀伤咨询师和哀伤研究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你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份感到好奇，究竟他是如何从一位失去独子的父亲，成为一个哀伤研究的专家呢？
在大会发言中，他谈起自己房间里的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篇儿子小学二年级时写的作文。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每个人都给别人分享一份爱，那这个世界将会很美好。“看到孩子的这些话，我觉得他还没有离开。我想去做他想做的事，那样他的生命还会继续发光。”在孩子出事之后，心理学相关的书和科普文章给了他很多帮助，他觉得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同命人”，于是开始大量学习。家里堆满了上百本哀伤学术专著，通过自学考试，他成为了一名美国“注册哀伤咨询师”。同时，他开始帮助那些跟他有相同经历的父母。他相信这是他儿子所希望看到的。
有一次回上海探亲，他注意到中国非常缺乏“哀伤干预”方面的书籍和文献。丧亲与哀伤，是西方人并不避讳的话题，在美国一个最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也能找到“哀伤疗愈”的书，但在规模巨大的“上海书城”，却看不到一本。然而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丧亲人群，每年有近一千万丧亲家庭，人们非常需要哀伤疗愈啊！“我们中国人回避哀伤、不谈死亡，但这偏偏又是我们每个人要去面对的。我希望写一本这样的书，能够帮助到那些跟我有相同经历的父母们。”
于是，刘老师联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王建平教授，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为我国丧子父母写一本哀伤疗愈的书籍。为了完成书籍，刘老师辞去了一切工作，没有任何收入，闭门不出六个月。通过查阅海量文献、寻求与国际著名学者的交流和帮助，并通过和大量失独父母的访谈互动，与王教授一起完成了《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父母心理疗愈》。那是国内第一本基于中国文化，把近代哀伤理论与干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心理学专著。书中不仅有大量的前沿研究和理论，也有许多非常实用的疗愈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是写给丧子家庭的，也是给每一个经历丧亲之痛的我们。我们都有一天会面临离别，而那天到来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哀伤，更需要了解死亡。
说起这本书，刘老师说：“只有爱是不够的，只有专业知识也是不行的。谈哀伤必须要有爱，也要有学术的严谨。我的孩子虽然只走到16岁，但是他的生命轨道与我是同向的。作为父亲，我可以把深植于他生命中对这个世界的爱，在这条轨道上继续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使命。”书序言中，刘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他挚爱的儿子——刘丹。在那一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和理解书中的一句话：“哀伤，就是爱。”
最后
在这之前，王建平老师也做过一些关于哀伤的研究，也一直在做国内“失独家庭”的帮扶工作，2016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中国失独人群心理健康援助体系研究》。
关于如何与逝去的亲人保持联结，她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亲人离去，其实我们都在用各种方式继续与他们保持着联结。一方面是外在的联结，例如刘老师提到的，参加葬礼、看亲人的照片、保留遗物、去墓地探望等，现在甚至有人在网上为亲人建一座灵堂，以寄托思念。这些方式让我们与离去的人保持着一种情感上的联结。但有些丧亲者过分地聚焦于这些外在的联结，不能接受逝去的现实，对自己的生活产生阻碍。
还有另一种，是内在联结，例如：回忆对亲人的爱和关心，跟亲人对话、完成逝者生前的梦想、帮助别人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结，让我们感觉到逝去的生命还在延续和发展，在联结的同时能够面对逝去，去适应丧失后新的生活。
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刘老师这样，有些父母在做这些的时候非常痛苦，他们聚焦在丧失的伤痛中，觉得亲人还在世，不能接受现实，甚至无法正常生活，可能进入病理性哀伤或者叫延长哀伤的过程……
至于如何分辨健康的、不健康的联结，以及哀伤疗愈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哀伤理论与实务》中我们有提到相关的研究。我们对于哀伤的理解，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找到帮助丧亲者的有效的方法。近些年我们一直提到“整合性哀伤”，它告诉我们，“遗忘”并不是处理哀伤的唯一方法，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的思念和联结——既可以走入回忆，也可以回到现实好好生活。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那些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往往更容易从剧痛走向整合性哀伤，这或许是对我们非常有启发的一个结论。
王建平老师
如果要去帮助身边丧亲的人们，应该注意什么呢？王老师说：人在面临重大灾难时，在极大痛苦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生理状况都被扰乱了。因此在帮助丧亲者时，最开始要做的其实是身体和生活上的帮助，例如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保证人身安全等，也就是通过有效的陪伴，照顾丧亲者的基本需求。至于心理学工作者的介入，反而是比较后期的工作，也就是说心理干预需要合适的时机。
很多人会用这样的话去安慰丧亲者：“你别难过了”“我理解你”……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安慰，丧亲者会在心里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状况，不理解我们的想法，走开吧。”甚至有的丧亲者会觉得：“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这样的安慰不仅没有用，反而会加重对方的哀伤。通俗地来讲，在丧亲的最早阶段，聆听和陪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居是非常重要的。
葬礼对于哀伤治疗有特殊的意义，那么是不是丧亲者必须要参加葬礼呢？王老师认为，并不是必须的。在中国文化中，丧葬文化有非常独特的方面。一方面，丧葬是一个告别仪式，让人们真正面对这个事实，从这一点开始，去考虑新的生活；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冲击。有些人无法去面对这种冲击，也不觉得葬礼是必须的，那么就可以不参加，也许他或她有自己独特的仪式与逝者去告别。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他愿意参加葬礼，但是你出于害怕他情绪过激，而瞒着他、不让他去，那么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是当事人决定不去参加葬礼，那也是可以的，但是与逝者在适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告别是需要的。
最后，王老师从研究者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现状的思考：其实像刘老师这样的人，是少数。他本身有非常高的受教育水平，而且很有责任心、有使命感，不仅能够自我救助，还愿意帮助别人。而现实中一部分的丧亲者（尤其是失独父母），是关起门来，拒绝外在关怀的。我们能接触到的，基本上都已经是恢复得比较好的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都见不到，也不愿接触。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王老师认为，“同命人”的协助非常重要。同命人是指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能够最大程度了解对方的心理需要、情绪感受。“因此，培训同命人，让他们走在前，我们专业的团队在后面再去给予帮助，是最好的方式。”这是王老师目前的经验和感悟。
对于哀伤，我们需要针对大众的科普教育，死亡教育也在其中。王老师说：“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次的哀伤国际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个作用，让参会者（辐射到全国）意识到，哀伤是个专业，需要专业的态度来对待。”死亡教育，不应该是直面死亡时的痛苦，而是能够让每一个人，对生和死有合理的期待。这样，我们才能有勇气直面哀伤。
热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