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兰州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一个资深私家侦探的独白

兰州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兰州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一个资深私家侦探的独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干私家侦探这行，那时我随身配了双筒望远镜、35毫米胶卷宾得单反相机，经常窝在侦探车里进行侦察，与外界隔绝。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只有无尽的侦察、听广播，绞尽脑汁思考。那会儿的侦探车就像我的第二个家，里面堆满了各种文件夹、空咖啡杯和零食包装纸。车窗上贴了深色膜，外面的人看不进来，而我却能清楚地观察外面的一举一动。车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旧皮革和显影液混合的味道，这味道伴随了我无数个日夜。

我常想，如果有人要联系我怎么办?我是一名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既然客户花大笔钱雇我，难道这些侦察对象真的在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偷情、假装遭遇车祸却花天酒地?万一发现他们真犯了什么罪又怎么办?每次想到这些，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我不得不在职业责任和道德感之间反复挣扎，尤其是当目标对象看起来普普通通，甚至有些无辜的时候。有时候盯着他们日常的一举一动，送孩子上学、去超市采购、周末修剪草坪，我会恍惚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躲在暗处，他们活在明处。

每天一大早，我就把我两个孩子托付给人照顾，然后驱车到城市郊区，把车停在侦察目标的房外不远处。天刚刚亮，人们陆续开始了新的一天。热天里，闷在高温的车内炎热难耐，而冷天里有霜冻，窝在车内即使穿着羽绒服也会冷得发抖。如果目标住在公寓楼内，我就想法子进去假装在楼道里溜达，暗中观察。目标有没有车我是知道的，因为我能拿到车辆登记信息。有时候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会换不同的车辆进行监视，今天开这辆旧福特，明天可能就换一辆雪佛兰。甚至还会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扮，戴顶帽子或者换副眼镜，尽量融入环境不被人注意。

如果几个小时都没动静，我会开车转一圈找一个电话亭，试探性的打电话到目标家里，看是否有人在家，顺便还可以偷个懒，喝杯咖啡。那时候路边电话亭是我最好的伙伴，投进硬币，拨通号码，心里还带着一点点刺激感。有时候听着电话那头的铃声，我会想象对方正在做什么，是不是正忙着掩盖什么秘密。挂掉电话后，我常常在附近的快餐店坐一会儿，整理一下思绪，记录下刚才的观察结果。那些年我用掉了无数本笔记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现在翻来看，仿佛还能闻到当时咖啡的香气和焦虑的味道。

我做私家侦探27年了。记得那时我开的是大篷车，窝在车里观察他们，翻着目标的各种记录信息。但最后，我还是选择退出这行。这份工作让我见识了太多人性的阴暗面，也让我失去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我很少能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甚至他们的生日也常常因为一个突然的案子而错过。车里积累的不仅是证据，还有我这些年来的孤独和矛盾。

1986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摩托罗拉DynaTAC(俗称砖头手机)，花了几千美元，每个月话费平均有500美元。但有了手机让我安心不少，因为我的孩子随时能联系到我。那时候手机是个奢侈品，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信号也不稳定，但在当时却是我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我依然记得第一次用手机接到儿子电话时的情景，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告诉我他考试得了A，而我则躲在车里，一边听着他的声音，一边用望远镜盯着不远处的窗户。

虽然科技带来了便利，但也夺走了一些东西。有了手机我就可以不用找电话亭，也没理由偷懒喝咖啡了，甚至上厕所我就用一个女式小便盆解决了。这些变化看似提高了效率，却也让我变得更加孤立。越来越少下车活动，越来越少和真实的人交流，整个世界仿佛缩小到了车内的空间和手机的信号范围内。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些为了找一个电话亭而开车兜风的日子，至少那时我还能感受到一点自由和随机性。

1987年，我买了一台寻呼机和家用摄影机。摄影机很笨重，后来换了台索尼Handicam，拍摄距离可远可近。后来又有了针孔摄像机，别在衣领上或者放钱包里。这样安全多了，因为远距离就能进行监视了，被抓的风险小了很多。技术的进步让我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开始能够捕捉到更多细节，甚至是一些之前根本无法获取的角度。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穿梭在别人的生活里，却不留下任何痕迹。

我成了别人的影子。目标有着固定的生活模式，上班下班、交际游玩，我都跟着。比如在沃尔玛超市，目标买一件商品，我也会盯着然后拍照;他们去酒吧、教堂，结婚，住院等等生活琐事我都如影随形。然后对着照片和资料做各种分析。久而久之，我甚至能预测某些目标下一步会做什么，去哪里，见什么人。这种了解有时让我感到可怕，仿佛我窃取了不该属于我的东西。我目睹过温暖的家庭场景，也见证过残忍的背叛，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重复播放，却永远无法与他人分享。

多数侦察都是调查保险赔偿，这些目标通常会被怀疑是骗保。我调查的对象里大多是有色人种、新到的移民或住公益房屋的人。其中也的确有人欺诈，甚至也不乏中上层阶级的人。我还见过更戏剧性的一幕，目标刚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就把身上的颈托或手中的拐杖扔掉，心里肯定还在暗喜没人看到。这种时刻总是让我心情复杂，一方面证明了客户的怀疑是对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欺骗感到悲哀。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这些人能把这份心思和创造力用在正道上，可能会活得更好。

有时会一无所获，我就寻思着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线索。监视目标时，我还会顺带把目标的朋友、家人和邻居也拍进来。这些周边人物有时候会提供意想不到的突破口，一个偶然的对话，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可能成为关键证据。我学会了从细节中读取信息，比如垃圾桶里的物品、窗帘开合的变化、甚至邮箱里堆积的信件数量。所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侦探眼里都是拼图的一部分。

有时我会假装成民意调查员，去敲目标家的门，来获取他们的个人信息，并用摄像头暗中拍下这个过程，完了还会跟他们聊聊家常。这种面对面接触让我对目标有了更立体的了解，但同时也带来了道德上的困扰。听着他们坦诚地讲述自己的生活，而我却戴着面具，这种反差时常让我夜不能寐。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区分职业需要和个人情感，有时候甚至会对某些目标产生同情，尽管我知道这可能影响判断。

入行16年后，我开始改变调查策略。调查失踪人口、个人背景等。那时没有来电显示、加密技术及密码，只能通过电话记录收集银行负债、存款，职位、工作收入信息等等。实际上许多人警惕性很低，容易相信别人，也相对较孤独。如果你语气轻松幽默，他们会愿意交谈;如果你遇到麻烦，他们会乐于助人。手机匿名帮了我大忙，但来电显示功能问世后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学会如何伪装号码，向来电显示里输入任何号码，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高效。这种猫鼠游戏不断升级，我需要持续学习新技巧才能跟上时代。每个新技术的出现都既带来便利也带来挑战，而我则在其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方法。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让我的工作更方便，我也乐在其中。第一次接触网络时发现了AltaVista;谷歌问世时，我还在想它是不是某个情人的名字。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工具将彻底改变侦探行业的面貌。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在电脑前，而不是在车里。数据库、搜索引擎、社交平台成了我新的侦察场所，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就能获取到过去需要数日蹲守才能得到的信息。

新技术的出现如同上天的馈赠，最终Facebook出现了!我的工作迎来了全盛时期，在那里人们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编辑得很详细，自拍浪潮让我的工作更高效。我不再需要冒着严寒或酷暑在外蹲守，只需要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就能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目标的生活习惯、社交圈甚至日常行程。人们自愿分享的一切成了我最宝贵的资源，有时候甚至比我通过传统手段收集到的还要全面和真实。

谷歌地图让我从此能俯瞰监视目标的房屋，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目标房屋周围的景象，一份房屋信息和房贷资料还会自动传至我的电脑上。这种上帝视角让我感到既强大又不安。我可以轻松知道目标家的后院有没有游泳池，屋顶是什么材质，甚至停了几辆车。信息获取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这些技术的边界在哪里，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但并不是好事。我不喜欢监视别人，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职业病，即猎人心理，但我想换一种生活，我想当一名作家，但不会写侦探小说。这些年的经历给了我太多素材，但我更想写一些关于人性和救赎的故事，而不是如何跟踪和调查。我发现自己在慢慢失去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感和疏离感。我开始思考这份职业对我和他人的影响，以及我真正想留下的是什么。

科技改变了侦探行业。最近我和同事谈到了无人机，法律完善永远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因此有空可钻。我们讨论着如何用无人机进行监视，可以飞到更高的地方，获取更清晰的图像，而且不容易被发现。但与此同时，我也担忧这种技术会被滥用，个人隐私将无处遁形。这行变得越来越像一场没有界限的游戏，而我不想成为那个打破所有规则的人。

我曾帮助那么多人弄到信息数据，但干这行也贬低了自己的价值。监视他人时，我已经模糊了对与错的界线。说得好听点，我是有执照的窥探者。一直以来，我的灵魂备受拷问，我决定洗心革面，彻底退出这行。也可以引用雷蒙德·钱德勒的那句：窥探监视，非长久之计!这些年来，我收集了太多别人的秘密，却丢失了自己的部分灵魂。现在是时候停下来，找回那些失去的东西，去体验真实的生活，而不是通过望远镜或屏幕去观察它。我想站在阳光下，而不是永远躲在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