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
失亲之痛，痛彻心扉
今天看到妈妈在朋友圈里发了几张与父亲以前的合影，说她梦见了父亲，责怪父亲为何抛下她一个人，文字中透露出她孤独无助的内心状况。我看完后不禁伤心落泪，这眼泪不是为逝去的父亲，而是为活着的母亲流的。
父亲几年前查出患了癌症，从查出到去世只有两年的时间，父亲离去的事实无法改变，母亲至今仍无法放下，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节日或家庭聚会，餐桌上永远多摆一副碗筷；她仍习惯性地买父亲爱吃的点心，摆在茶几上，仿佛他只是出门散步，随时会回来。时间仿佛在她身上停滞了，她的记忆始终停留在有父亲陪伴的时光里，那些泛黄的照片成了她与现实唯一的联结。
我们有两年的时间来接受父亲将会离开的这个事实。在这段漫长的告别中，我们逐渐调整心态，试着规划没有他的未来，学习承受那份终将到来的空缺。可即便如此，当那一刻真正来临，依然如钝刀割肉，痛楚绵长。然而，这份有准备的离别，比起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终究多了一丝缓冲的余地。
可对于有些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比如说林生斌。他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他的世界是在毫无征兆的瞬间崩塌的，没有预警，没有渐进的过程，只有一场大火将一切焚为灰烬。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往往让人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直接坠入绝望的深渊。
最近微信里被林先生一家遭遇的变故刷屏了。忽然之间一场人为的大火，将他的家庭毁灭，带走他的至亲——妻子和三个儿女，也拿走了他对将来生活的希望。原本温馨热闹的家，转瞬只剩他一人面对满目疮痍。那些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房间，如今寂静得可怕，每一件旧物都在诉说着失去，每一处角落都弥漫着回忆的尖刺。
通过林先生在微博上发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他现在不是在为自己活着，而是在为离去的妻子和三个儿女暂且偷生。他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对着一堵空墙喃喃自语，明知得不到回应，却仍执拗地诉说，仿佛只要不停地说，他们就能听见。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持，是生者与死者之间脆弱的、仅存的纽带。
林先生在微博里说：“孩子，我多想再见到你们，见到你们可爱又迷人的笑脸……，无数次我呼喊着你们的名字，你们用最纯真的笑容回应了我。”这样的呼唤背后，是无数个不眠之夜，是梦境与现实交错的恍惚时刻。他或许在凌晨突然惊醒，仿佛听见孩子的脚步声，又或者在厨房转身的瞬间，以为妻子还在身后。这些幻觉是创伤心灵短暂的避难所，也是更深的伤口。
“孩子，我多想再见到你们，实现我们的约定。”“爸爸准备了你们平日爱吃的饭菜，看看这几天没见瘦了没，爸爸很想你们。”“杭州下了一天的雨，是你们想念爸爸的泪吗。”这些句子读来字字泣血，是一个父亲无处安放的爱的倾泻。他将自然现象赋予情感，将日常细节化作思念的载体，因为除此之外，他不知该如何承载这过于沉重的悲伤。雨滴、饭菜、未履行的约定，都成了他与逝者对话的密码。
字里行间，他表达的是无法接受，不能相信，他的心依然与妻儿在一起。他的思维可能还停留在灾难发生之前，潜意识里拒绝更新那个没有他们的世界版本。这种心理上的“滞留”是创伤后常见的自我保护机制，仿佛不承认，不面对，时间就不会向前，失去就不是定局。
纵然有亲友给他陪伴和安慰，还有陌生人通过微博给他留言，鼓励他，希望他振作起来；还有的人提醒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什么。这些善意的声音汇聚成一片温暖的海洋，试图托住他不断下沉的身心。然而，对于置身风暴中心的人而言，外界的呐喊可能如同隔着一层厚玻璃，看得见，却感受不到温度。他的感官被痛苦屏蔽，只接收得到与悲伤共鸣的频率。
面对这样的人生变故，承受内心巨大的煎熬，任何的语言，都显得是那么的单薄和无力。再深刻的哲理，再温暖的劝慰，在绝对的失去面前都像羽毛般轻飘。痛苦需要被经历，而不是被解说；悲伤需要被容纳，而不是被纠正。旁观者能做的最好的事，或许只是承认这份无力的真实，并安静地陪伴在这份无力感旁边。
有很多人就这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希望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也有人希望真相早日大白，得到确切的答案。公共空间的讨论反映了社会的正义感与同理心，也形成了一种集体疗愈的场域。然而，这些宏大的叙事、是非的辨析，对于身处事件核心的个体而言，可能是另一重负担。
所有这些，对于遭受巨大灾难和创伤的林先生来说，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应付。他的全部能量都用于在内心废墟上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应对外界的关注、追问、甚至争议，都需要消耗他本就枯竭的心理资源。他就像一棵被雷击过的树，外表尚且直立，内在的脉络却已炭化，任何一点风雨都可能成为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02 -
灾难摧毁的不仅是现实生活，更是彻底击碎他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遭遇创伤后人的反应
创伤，指的是经历到生命或身体完整性受到威胁，自身或亲密关系上的严重丧失，或者经历到突然并且非同寻常的惊吓。这种体验如同一道精神上的撕裂伤，破坏了人对世界的基本安全感与可预测感。它不仅仅是心理的冲击，更会引发神经生理层面的改变，影响人的应激反应系统。
林先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事件，经历这样的事件之后人会感到无助、绝望和恐惧。当这种感觉超过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会导致心理脆弱并失控。他的大脑可能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像是一台永远无法关机的警报器，持续扫描着潜在的威胁，即便在绝对安全的环境里，身心也无法放松。这种持续的紧张会耗尽人的能量，导致深度的疲惫与麻木。
事发的现场在大脑里回闪，经常出现的图像和噩梦梦境.........创伤事件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现。这些“侵入性记忆”不受意志控制，可能在任何时刻闯入意识，带着当时所有的感官细节——灼热的气味、混乱的声音、绝望的触感。它们不是普通的回忆，而是未被大脑成功整合的记忆碎片，每次浮现都是一次重新经历。
这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打击和创伤会影响到人对事物的感知、思维和他们应对生活的能力，这些感觉会让人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认知功能可能受到影响，出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决策困难等情况。原本简单的生活事务，如按时吃饭、回复信息，都可能变得异常艰难。世界仿佛蒙上了一层雾，变得不真实、疏离。
遭受巨大创伤的人们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会感到越来越紧张、焦虑和愤怒。这使得他们生活难以自理，也不能与他人维持应有的关系。情绪可能像脱缰的野马，在极度的悲伤、莫名的愤怒和空洞的麻木之间剧烈摇摆。他们可能对亲友的关心感到烦躁，又因自己的烦躁而产生愧疚，陷入恶性循环。
有的人用药物、酒或其他东西麻痹自己，让自己感觉好起来。这是一种试图自我疗愈的绝望尝试，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暂时逃离无法忍受的现实。然而，这种逃避往往代价高昂，可能形成依赖，进一步损害身心健康，将人拖入更深的困境。它像是一剂短效的止痛针，药效过后，痛苦依旧，甚至加剧。
面对遭受巨大创伤的人，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哀痛，想要帮助他们，通常人们采取的方式就像人们在微博里给林先生的留言，大都是安慰，鼓励和提醒，这些方式可以给他力量，但可能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因为创伤的修复需要时间、特定的条件，以及专业的介入。简单的“要坚强”、“往前看”可能 inadvertently 让对方感到自己的感受不被理解，增加孤独感。
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摧毁的不仅是他的现实生活，更是他的内心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甚至将他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彻底击碎。而这种内心的重建，比外在的生活的重建要困难得多。它要求一个人在废墟上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关系的本质、安全的定义。这是一项浩大而隐秘的工程，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支持。
2012年四川大地震一段时间后，我到成都培训一些想要到地震灾区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他们跟我讲述地震灾区的情形，当他们去感同身受那些幸存者的感受时，有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自己在那时可以做的非常有限。这种“无力感”是助人者常需面对的挑战，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帮助不是去“解决”对方的痛苦，而是怀着谦卑的心，与之同在，见证并承载他们的苦难。
不愿接受，否认是经历创伤的人常见的反应。否认是心理防御机制的第一道防线，它像一副精神麻醉剂，帮助人在承受能力不足时，缓冲现实的残酷打击。它允许悲痛一点点渗透进来，而不是一次性淹没整个心灵。否认阶段，人可能会表现得异常“平静”或“理智”，谈论逝者如同还在，计划未来时仍将其包含在内。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她的丈夫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去世，当时他的女儿只有8岁，可是从那以后，女孩在每一年学校的学籍档案里，在父亲的一栏将父亲的姓名，年龄与职业都填上去，直到她高中毕业，在她的心里，一直给父亲留着位置。这个固定的仪式是她与父亲保持联结的方式，是她对抗遗忘的堡垒。对她而言，那个表格上的名字不是一个谎言，而是父亲在她生命中存在过的庄严宣告。
她心里一直在否认父亲去世的事实。她试图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停留在父亲还活着的时间里。这种“停滞”让她的心理发展在某一部分冻结了，她的情感还活在与父亲同在的八岁。这种状态虽然提供了暂时的安全感，却也阻碍了她完整地哀悼，并适应新的现实。走出否认，往往意味着要承受那份被推迟的、完整的痛苦。
还有一次，我在情绪工作坊中带领参加工作坊的学员做哀伤处理，其中有一个步骤是告别。在此期间一位女士十分拒绝。她说，我不想跟他告别，不想让他离去，他是我活下去的支撑。对她而言，保持与逝去丈夫的情感联结，哪怕是以痛苦的方式，也比彻底的失去要好。那份痛苦成了爱的证据，告别则像是一种背叛。
她不愿放下的是自己已经去世的丈夫。放下，并不意味着遗忘或不再爱，而是将关系从现实的层面转移到内心记忆的层面，允许自己带着爱继续生活。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个转变的过程异常艰难，因为它要求承认一个无法更改的、令人心碎的结局。
忘记对他们来说是残忍的，将过去留在身后，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意味着对之前那段关系的背叛，这让他们感到内疚。幸存者内疚是一种常见的伴随创伤的情感，他们会质问自己：“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或者，仅仅是“我还能享受生活吗？”这种内疚感像一道枷锁，将人锁在过去的痛苦中，阻碍其走向新的可能。
03 -
创伤经历会夺走一个人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
——创伤后的阴影
心理学上，对遭受巨大创伤和变故的人来说，有危机处理和心理的干预。处理的过程在理论上看起来是那么的有条理，询问，评估，干预，但实际的情况是很难按部就班的执行，因为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和心理的正常秩序已经没有了。创伤打乱了一个人的内在节奏，使其无法按照理性的、线性的步骤来应对。干预者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灵活性，像跟随一个受伤的动物的节奏，而非套用僵化的程序。
创伤会对人性的核心部分造成重创，因为它摧毁了人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感知。我们是通过与世界和他人的互动来定义自己的，当这个互动网络被暴力撕裂，那个熟悉的“我”也随之破碎。人可能会问：“我还是谁？”、“这个世界还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吗？”。这些根本性的疑问动摇着存在的根基。
生活中朝夕相处的人，就如同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样子，当这个人过世了，就像是镜子破碎了，你的自我形象也随之破碎。我们通过爱人的眼睛看到自己的可爱，通过孩子的依赖感受自己的被需要，通过伴侣的陪伴确认自己的存在。当这些镜子突然消失，人便陷入了自我认知的迷雾中，看不清自己的轮廓与价值。
林先生之前的父亲的身份，丈夫的身份，随着妻儿的去世，忽然之间改变了，而且对这种身份的改变他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他一时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他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身份来行事为人时，与这些身份相连的自我形象便会受到损害。他不能再为孩子们准备早餐，不能与妻子商量家事，这些日常行为的空缺，每日每时都在提醒着他身份的丧失。他成了一个“前父亲”、“前丈夫”，一个定义中充满“失去”的人。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生活史的积淀。它由无数关系、角色、成就和记忆编织而成。创伤性丧失强行删除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章，使得整个故事变得残缺、难以理解。幸存者需要学习如何将这场灾难叙述进自己的人生故事里，赋予其某种意义，哪怕这意义只是“我承受了它，并活了下来”，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重构过程。
一个人身份的建立，取决于此人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意义的理解，并将之融入自己的生活史中。严重的丧失，例如失去身体的完整性、失去亲人、失去家庭，失去谋生的手段等等，都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产生对自已身份的困惑感。他们会感到自己的一部分已经随逝者而去，剩下的部分是不完整的、陌生的。这种割裂感可能导致解离，即感觉自己在旁观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分离。
创伤经历夺走一个人的安全感。它粗暴地揭示出生命的脆弱性与世界的不可控性。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保障——家是安全的，亲人会一直在，明天会像今天一样到来——全部被推翻。幸存者可能会过度警惕，对细微的迹象做出过度反应，或者相反，表现出麻木和冒险行为，因为他们觉得“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
创伤过后，人不再认为自已坚不可摧，也不再相信世界是有序和公义的，周围的环境变得充满了危险与威胁。这种基本信任的崩塌是深远的。它可能影响一个人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因为靠近意味着可能再次失去。也可能影响其对权威或社会制度的信任，因为正是这些系统的失职（真实的或感知的）导致了悲剧。
创伤还破坏人的自控能力，受害者不再相信自己有力量和能力来保护自己。无助感是创伤的核心体验。当一个人用尽一切办法仍无法阻止灾难发生时，会产生一种深刻的无能感。这种感觉会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使人难以做出决定，难以采取行动改善处境，陷入被动与依赖。
在生理上，遭遇创伤的人更容易出现导致健康问题的行为。这是因为长期的压力反应会扰乱身体的荷尔蒙平衡、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身体一直处于“战或逃”的紧急状态，即使没有实际危险，这会导致慢性炎症、消化问题、心血管疾病等。
在电影《血战钢锯岭》里，男主角戴德蒙斯的父亲，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亲眼目睹了与自己一起长大的朋友的死亡，为了忘记这种痛苦和可怕的经历，他用酒精麻痹自己。我们都知道酒精上瘾，药物依赖等行为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是一种自我医疗的尝试，试图用化学方式调节难以忍受的情绪状态。然而，这种解决方式本身会变成新的问题，让人陷入更复杂的困境，远离真正的疗愈。
创伤经历使人情绪长期积压、愤怒、恐惧和伤心，这种心理方面的压抑最终会引发生理的症状，比如睡眠问题，进食障碍。久而久之，他的神经系统变得脆弱而敏感，心脏，消化系统也会出现问题。身心是一体的，持续的心理痛苦会通过躯体信号表达出来。失眠、噩梦、没有胃口或暴饮暴食、莫名的疼痛，都是未言说的悲伤在身体里寻找的出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症状让他们避免令人难以忍受的心里的痛苦，他们宁可忍受身体的疼痛也不愿承受心灵的痛苦。身体症状有时是一个“可被接受”的求助理由，也是将抽象、庞大的心理痛苦具体化的方式。关注身体的病痛，有时比直面心灵的深渊要容易一些。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疗愈仍需触及情感的核心。
创伤经历改变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会出现一些人际交往中障碍、这些人际问题反过来降低了他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他们可能变得疏离、易怒、难以信任他人，或者过度依赖。关系变得紧张或破裂，进一步加剧了孤独感。这种社会性的退缩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痛苦导致孤立，孤立加深痛苦。
04 -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创伤后的处理
哈佛医学院心理学教授，麻省总医院难民创伤研究项目主任 Richard Mollica, M.D. 医学博士教科书«全球心理健康：创伤与恢复，受创人员现场及临床关怀指南»（2011版）的作者，在花了20年时间治疗世界各地受创人员后，他相信创伤应该被放到向病人问诊时获得的医疗信息中的第一项。这意味着理解一个人的痛苦，必须从其生命故事中的断裂处开始。创伤不是背景，常常就是病症本身的核心语境。忽略这个维度，任何治疗都可能只是在处理表象。
经历创伤以后，人的认知发生改变，以前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被摧毁，很难再用以前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不知道可以信任谁。加上情绪的过度压抑，导致不愿表达，或者很难表达自己的情况。他们的语言能力可能被痛苦抑制，感觉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描述内心的体验，或者害怕一旦开口，情绪的洪流会将自己冲垮。因此，他们可能沉默寡言，或用极其简略、抽象的方式回应关切。
给当事人诉说的机会是有效的重建内心的方式。诉说，不是简单地重复事实，而是在一个安全、接纳的环境中，将碎片化的、感官性的创伤记忆，逐渐转化为一个可以叙述的、有时序的“故事”。这个过程允许大脑对记忆进行整合，将其从“当下正在发生的威胁”重新归类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每一次诉说，都是一次轻微的消化。
在诉说的过程中，他们的口被打开，受损的思维得到重新的建立，压抑的情感被逐渐松动，宣泄。起初，诉说可能是破碎的、充满泪水的、逻辑混乱的。但慢慢地，随着被倾听、被理解，叙事的线条会变得清晰，情感的强度会变得可以承受。诉说者不仅是在向倾听者讲述，更是在向自己理清头绪，重新获得对自身经历的主控感。
而这样做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参加到由有相似经历的人组成的小组中去。团体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疗愈容器。在这里，成员无需解释自己的感受，因为彼此都懂；他们的痛苦不再是孤例，而是群体经验的一部分。看到别人走过类似的道路，能燃起希望；给予别人支持，能找回自我的价值感。团体打破了创伤带来的孤立。
我曾经听过一个美国治疗师的讲座，他分享了自己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带领由经历创伤人员组成的小组。他说自己一直以来坚持做的最有效的事就是引导团体成员诉说，在他们说的过程中不去评判他们说的内容是否正确，是否有逻辑，只是鼓励他们不停的说，你就会看到他们的转变。治疗师的角色不是指导者，而是见证者和容器创造者。他创造一种氛围：在这里，任何感受都可以存在，任何话语都可以被接纳。这种无条件的接纳本身，就是对抗创伤所制造的“无回应地狱”的最好良药。
创伤事件改变了人对自我的身份的认知，人际关系也受到影响。在团体中，成员首先被认可为一个“幸存者”，这是一个新的、共享的临时身份。它不取代那些失去的身份，但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从这里开始，个人可以慢慢探索：“除了幸存者，我还是谁？我可以成为谁？”团体像一个过渡性的社群，帮助成员练习社交，重建信任。
在团体里面大家的经历相似，彼此了解所遭受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逐渐建立与团体其他成员的关系，逐渐找回自己的身份感，慢慢开始寻找新的社会角色。团体中的联结是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证明即使经历了最深的黑暗，人与人间依然可以有关怀、理解与支持。这种体验能一点点修复对人际世界的信任。
当然完全的治愈还需要为所丧失的哀悼。哀悼是将情感能量从逝者身上撤回， reinvest 到生活中的过程。它意味着承认失去是永久的，关系已经以现实的形式结束，同时承认爱和记忆可以永存。哀悼不是忘记，而是找到一种方式，将逝者安放在心里，而不是活在心里。
哀悼其实是一种告别的仪式。接受以前这段经历的结束，宣告新的开始。仪式具有强大的心理功能，它通过象征性的行动，标记一个转变。可以是一个私人的仪式，如写信然后烧掉、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告别；也可以是参与公共的纪念活动。仪式为无形的内心过程提供了一个有形的框架，使其变得真实、可完成。
对所受到的伤害给予饶恕，饶恕并接纳那些被认为是“他人”的人，包括施害者。这里的饶恕，并非指宽恕罪恶的行为，或否定公正追究的必要。它是指放下心中因仇恨和报复的欲望而产生的自我毒害。它意味着选择不再让施害者持续控制自己的内心世界，选择从受害者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这是最难的一步，很多时候人们想用仇恨的方式，提醒对方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受良心的谴责，也提醒自己要做点什么，对得起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对待。仇恨在最初是一种力量，它支撑人活下去，去抗争。但如果一直紧抓仇恨，就等于将自己永远捆绑在创伤事件和施害者身上。仇恨成为生活的中心，消耗掉所有用来建设和创造的能量。
可是这种方式，就像给自己建了一所监狱，把自己投放进去，没有获得自由的一天。饶恕他人为的是解放自己，让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因为自己依然配得上美好的人生。饶恕是一个过程，往往始于一个微弱的意愿：“也许我不想再这样痛苦下去了。”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反复，但它最终指向的是内在的和解与自由。
对于经历过创伤的人们，从哀伤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会在将来的生活中帮他们获得更多的力量。意义感是生命的锚。当旧的意义体系（如家庭的幸福、事业的成就）被摧毁后，寻找新的意义成为生存的关键。这意义可能是“帮助有类似经历的人”，可能是“珍惜每一天”，也可能是“不让苦难白费，用它来成长”。
犹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被关押在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靠的是寻找生命的意义，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他发现，即使在最非人的境遇中，人依然有选择如何面对的自由——选择保持尊严，选择关爱他人，选择在苦难中发现意义。这种“意义意志”是他理论的核心。
他在《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讲述生存的书里这样写道：“要想恢复经受创伤的人内在的力量，必须让他看到未来的某个目标。”这个目标不一定宏大，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承诺（如完成逝者的心愿）、一种责任（如照顾留下的亲人）、或一个创造性的表达（如写作、绘画）。目标像远方的一盏灯，指引人穿越黑暗。
他也在书中数次引用尼采的话：“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句话浓缩了意义疗法的精髓。当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为什么”，他就能承受几乎任何的“如何”。这个“为什么”成为内在的罗盘，即使在最混乱的风暴中，也能提供方向和坚持下去的理由。
愿那些经历过深重痛苦的人们，透过苦难本身，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或许无法抵消痛苦，但能与之共存，并最终转化一部分痛苦为深度、智慧或慈悲。疗愈不是回到创伤前的样子，那已不可能；而是带着伤疤，成长为一个更完整、有时甚至是更深刻的人。
后记
对于经历亲人离世或遭受重大创伤的人们来说，不同的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每个人的性格、支持系统、过往经历、以及创伤的具体性质，都会影响其反应和恢复的路径。没有统一的时间表，也没有“正确”的哀悼方式。比较和评判只会增加负担。
有的人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慢慢走出，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可能天生韧性较强，或有非常稳固的社会支持，或找到了有效的应对方式。他们的恢复之路相对平顺，能将创伤整合为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不让其定义全部人生。
对于很多人来说，需要通过寻求专业的帮助才能放下过去的伤痛，继续自己的人生。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智慧与勇气的体现。它意味着承认创伤的影响超出了个人独自应对的能力，愿意借助专业的知识和关系来促进疗愈。心理治疗、支持团体、有时配合必要的药物，都可以是有效的工具。
但如果当事人以下状况9条如果符合5条，同时加上当事人自感痛苦，工作生活功能受影响，请及时向专业心理人士或医院寻求协助：
（1）几乎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持续低落，主观体验（例如，感到悲伤或空虚，绝望），或他人观察到（例如，流泪）
注：儿童和青少年可以是易激惹。
（2）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对所有的或几乎所有活动的兴趣或者愉快感显著减低（主观体验或他人观察到）
（3）没有节食时体重明显下降，或体重明显增加（例如，一个月内体重变化超过5％），或几乎每天都有食欲减退或者增加。
注：儿童要考虑体重没有得到预期增加
（4）几乎每天都有失眠或者睡眠过多
（5）几乎每天都有精神运动性激越或者迟滞（不仅主观感到坐立不安或者迟滞，而且别人也能观察到）
（6）几乎每天都感到疲倦或者缺乏精力
（7）几乎每天都感到自己无用，或者有不恰当的过分的内疚（可以达到罪恶妄想的程度：不仅是为患病而自责或者内疚）
（8）几乎每天都有思维能力或注意集中能力减退，或者犹豫不决（主观体验或者他人观察到。）
（9）反复出现死的想法（不只是怕死），反复出现自杀的意念但无特定的计划，或有自杀未遂，或有特定的自杀计划。
特别是当事人自己想走出状况但却迟迟走不出来，体验到情绪失控等状况，也要及时求助。这表明内在的资源已经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困境，外部的专业干预是必要的“脚手架”，能提供安全的空间和有效的方法，帮助当事人逐步重建内在秩序。
完
作者简介：张雯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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