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壹心理主笔团-笛子
来源：壹心理（ID：yixinligongkaike）
今天，壹心理想聊“得体活着”。
过年期间，听我妈说了一件事。
村里有个老爷爷，前两年中风，因抢救不及时，成了植物人。
死不掉，也活不好。
他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饮食靠胃管，他太太每天用注射器“喂”流食进去，身下时刻垫着纸尿片。
没有尊严，只有活着。
他已经没有意识，不会说话，生活无法自理，家里没条件请护理，只有老太太每天在身边照顾他，哪里都不能去，有时难免有脾气，和我妈诉苦：“我真是不想活了。”
我妈叹气说，当初医生建议放弃治疗，这样活着对老人家很折磨。但他们家人不肯，因为老爷爷是退休公务员，每个月有一笔退休金，他活着一天就能领一天钱，人死了就没了。
听到这里，我有点气愤地说：“如果是我，宁愿安乐死也不要这样活着。”
我妈说：“你懂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
“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很多人的生命观。
临终病人没有自己的生命决定权，活着的人不肯放手，躺着的人生不如死。
想起巴金先生，活了101岁，生命的最后 6 年没有离开过医院的那张病床。气管被切开，身上插满管子，靠着机器和药物人工地活着，毫无生存质量可言。
他曾多次向家人提出希望病重后安乐死，常说的几句话是：
“自己是一个废物。”
“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我是为你们而活。”
因为，“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
如果是你，你愿意这样活着吗？
我的答案一直都是：不愿意。
我最怕的不是活着，而是活得没有尊严。
我已经无法选择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但希望，能够决定自己如何死去。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安乐死能合法。
希望有一天，能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今天，我想和你们聊聊，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安乐死。
01 比起人工地活着，这可能是一个人最有尊严的告别
台湾体育名嘴傅达仁，亚洲第一位安乐死的中国台湾人。
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做这件事呢？
因为，活着太痛了。
2016年，傅达仁检查出胆管堵塞、发炎。要在胆管里放支架，才能让胆汁流出来。
但支架每次只能放半年，时间一到，又要动手术把支架取出来再放进去。
第二次放支架的时候，切除了胆。
同时，大病小病轮番侵袭，左眼视力退化到几乎全盲，痛不欲生。
他开始积极寻求安乐死，认为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过度医疗”，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家人反对，怕他是一时冲动，劝他：“很多人没有胆，也可以活得很好。”
但他说：“痛不在你身上。我已经八十几岁了，我活够了。”
2017年，他又确诊了胰脏癌。
医生说，如果要做手术，这样的高龄很危险，且存活的几率仅有50%，甚至可能躺着度过余生。
他决定放弃积极治疗，了解到瑞士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为外国人提供安乐死的地方。
儿子傅俊豪和他去了瑞士，在知道安乐死的死亡流程后，傅俊豪退缩了，把他拽回了家。
那时候，家人很自私地，只想让他多陪他们久一点。
于是，怂恿他写自传，鼓励他办画展，希望可以转移他的痛苦。
他有时候会很生气地说：“我每天这么痛苦，吃止痛药也没用……我已经活到八十几岁了，一家子和乐，我很知足。”
直到有一次他用吗啡止痛的贴片过敏了，一直吐。到了医院已经神志不清，不停翻白眼，身体抽搐，骨瘦如柴，几乎每三秒钟就会因疼痛坐起来又躺下，甚至陷入濒死状态。
当他奇迹般地被抢救过来，说了一句话：“想死也死不掉，想活又活不了。”
傅俊豪才意识到，他的不舍，让爸爸有多痛苦，而自己什么都帮不了他。
家人下定决心支持他安乐死。没有痛苦地死去，或许对他是更好的选择。
申请流程很繁琐，确定最终日期前，他和家人去瑞士和医生面谈过两次。
医生需要确认三点：第一，本人是自愿的；再者，病情真的能达到实施资格；最后，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且意识清楚。
实施当天，他们进入了一个“尊严屋”，白色客厅，有一张桌子，可以一家人坐在那里吃饭，和家人分享最后的想法。
在现场，医护人员反复问他，是否真的确定要安乐死：“如果你不想要了，随时都可以停止。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权利，我们没有人可以影响你。”
傅达仁从未动摇。
2019年2月24日，他的家人公开了傅达仁在家人的理解和陪伴中进行安乐死的视频。（点击即可观看https://v.qq.com/x/page/e0842pje1p6.html）
他要喝两杯药，第一杯是止吐剂，喝完后要过25分钟再喝第二杯终结生命的药。医生建议他一口吞下去，因为很苦。他很认真地问：“一口吞吗？可以两口吗……”
他脸上没有任何悲伤，微笑着喝下那杯药。在家人唱着他改编的歌曲的歌声中，和全世界告别：“再见，Farewell so long。”
儿子傅俊豪抱紧他的肩膀说：“爸，我们爱你。”
他回答：“好，不痛。”
不痛了，不痛了，再也没有病痛了。
儿子傅俊豪事后说：“我们觉得一切都圆满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真的是没有任何遗憾地走了——是他想要的‘平安喜乐的再见’。”
比起人工地活着，这可能是一个人最有尊严的告别。
02 安乐死应该成为可选项吗？
很多人认为，人因为受病痛折磨才会选择安乐死。
但在纪录片《明天之前》里，104岁的澳洲植物学家大卫·古道尔教授是个例外。
没有生病，子孙成群，功成名就，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还在工作的科学家，却也不远千里从澳大利亚远赴瑞士进行安乐死。
当记者问他，有没有一瞬间有过犹豫。
他毫不犹豫：从来没有。
他说：“我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了，我很开心明天能结束生命，我不认为有其他人介入了这个选择，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他为何如此坚定？
因为，活着对他来说，也只剩下折磨。
他太老了。
他最爱的一件事是阅读，但他已经无法阅读。
他喜欢旅行，但他再也不能行走了。
他热爱工作，热爱他研究的科学，但他却再也无法工作了。
时间突然把他热爱的一切都剥夺了，生活一成不变，“每天早上起来，等着吃早餐，吃完早餐后，坐着等待午餐，吃了午餐后继续坐着。”
没有希望。
让他最绝望的一次是，独居在家的他不慎摔倒在地，他大声喊叫，没有一个人听见。
被人发现时，在地上躺了整整两天。
那时他才开始相信，自己是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了。
曾宝仪也访问了一路陪伴他到瑞士的护理人员，他为什么不去敬老院？为什么不请一个护工24小时陪护他？
护理人员说：“如果换成是你，连大小便时一分一秒都没有隐私的生活，你要吗？”
曾宝仪摇头。不要。
在飞往瑞士的飞机上，古道尔穿上了带有“毫无尊严地老去”字样的毛衣。
他相信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我要因此而伤心呢，我不觉得死是一件残酷的事，而是一件自然的事。”
他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选择。
最后，他听着自己最喜欢的歌曲，贝多芬的《欢乐颂》，按下了注射药物的按钮。
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安乐死的菲利普·尼什克表示：古道尔的选择象征着，安乐死不仅仅是绝症人士的特权，这是一项基本人权，一个理性成年人做出的决定。
文明的进步不该只是人类寿命的延长，还应该追求人的生命质量和尊严。
03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安乐死（Euthanasia）源于希腊语“好的死亡”。
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式让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一般分为三类。
一是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在当事人主动要求下，医护人员或他人采取措施结束其生命，如注射药物。
二是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指终止对当事人（如病危且无法治愈的病人）维持生命的医疗行为，让其自然死亡。这个概念已逐渐由“尊严死”取代，是对患者生命自主权的尊重。
三是协助性自杀。指由当事人主动要求，医生准备药物，在医生或病人家属的协助下服用，或病人自行服用，结束生命。目前世界上合法的国家有：德国、瑞士、加拿大、美国和澳洲的部分地区。
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且关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议一直不断，尤其是主动的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其中涉及了很多社会、法律、道德、伦理等难题。
① 人的生命神圣而不可侵犯。
部分持有生命神圣论的人认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既然还有生的机会，寻求安乐死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
人死了，就什么希望都没了，没有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包括自杀和安乐死。应该让生命自然地来，自然地去。
安乐死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逃离痛苦的出口，如果这个世界，人们有个想死的念头就能随时死去，会不会很可怕？
② 如何确定当事人真正的意愿？
人想死的想法可能是阶段性的，会随着时间变化和复杂的心理状况而改变。
比如在病痛折磨、恐惧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人或许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
如果我在执行安乐死过程中后悔了，又无法表达，最终导致死亡，这又是“谋杀”的另一种形式。
还有一个可能性，病人家属、医生会否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安乐死“谋杀”病人？比如刻意跟病人夸大病情，加重他的恐惧情绪等。
安乐死合法的阀门一旦打开，病人会不会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迁就亲人而违心地选择安乐死？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说，还有一个悖论式困境。假如我现在意志清醒，签订了安乐死的协议书，但这只代表了我现在的意志。等我的健康状况到了需要安乐死的程度，比如严重失智，往往已经不满足安乐死“神志清醒”的先决条件了。此时执行安乐死，执行者是不是变成了“谋杀”？
这其中涉及了诸多法律、道德和伦理的界限，难以有标准的判定。
③ 安乐死会不会阻碍医学的发展？
医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不治之症或许明天就会研究出新的治疗方法。
有部分人认为，安乐死让医护人员放弃了拯救病人的努力，侮辱了医学救人的内在本质和使命。病人选择了安乐死，但疾病并不会因此消亡，它还会继续存在。
如果我们在面对疑难杂症时，都选择了放弃，罕见病药物研发的动力会不会减少，医学如何进步？
④ 痛苦的人死了，亲人的创伤怎么办？
痛苦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承受着丧失的痛苦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而失去亲人的创伤，甚至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
英国的黛比，曾陪伴患渐冻症的丈夫西蒙实施安乐死，被BBC拍成纪录片《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推进英国对安乐死的讨论。
但她丈夫死后，留给她的，是难以磨灭的创伤。
她觉得丈夫选择了离开自己，就这么撒手去了，好像关于他的一切，都戛然而止。
黛比感觉自己被抛弃，经常陷入是不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才让丈夫不愿留在人世的自我怀疑和愧疚中。
“如果是我得了这种病，我肯定会考虑安乐死。但是我首要考虑的是对我家人的影响。”
我觉得，她还没完成丈夫死亡的悲伤过程，还没能接受丈夫死亡的事实。
或许安乐死要教会我们的，正是怎样对待生命。
选择怎样死亡，是当事人的课题。
如何处理丧失的悲伤，则是他人的课题。
如果非要一个人为了负责别人的悲伤，而艰难地忍受生命只剩下“活着”的痛苦，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这些难题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
不管怎样，命是自己的，最后做选择的只能是自己。
04 写在最后
我想起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刘端祺医生讲过的一个故事。
有个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做了3个周期的化疗，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她彻底了解自己的病情后，和医生商量，决定放弃化疗。
住院时，她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有一个由自己安排的单间。
在这间单人病房里，她请人把自己最喜欢的沙发和几件小家具移到病房，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
最后的生命里，她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偶尔醒来，会向每一个查房医生、护士微笑。有力气的时候，努力地摆摆手，点点头。
直到再也没有醒来。
在生命的最后，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尊严。
面对这个话题，白岩松曾说：“死亡有一万扇门，你在哪扇门前谢幕？”
当生存质量难以保障的时候，是否能带着尊严和体面，走完这样最后一段路呢？
这是我们终将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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