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这样一些阳光帅气的
让人一眼看去,心都能化了的
认真努力的好孩子
竟然会抑郁、自杀?!
我们想知道
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01
这个周末,新泽西一位刘姓初中生的葬礼在当地举行。
这是一个优秀的、有爱的、全A的孩子,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在十月末的一天,她的家人建立了“希望基金会(Hope for Lauren Foundation)”,冀望帮助到那些同样被抑郁症困扰的同龄人。这个家庭的悲痛无法用言语形容，他们从美满的生活骤然跌入黑暗的深渊，过往的欢声笑语如今都成了心碎的回忆。孩子的房间依然保持原样，书本整齐，奖状依旧贴在墙上，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但父母深知，那双清澈的眼睛再也不会亮起。基金会是他们绝望中的一丝微光，是想从无尽的痛苦中榨取出一点积极的意义，是为了不让其他家庭重蹈覆辙，是爱女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隔不了多久,就会看到一条关于某个大中学生自杀、或者自杀未遂的消息,有的远在天边、有的近在咫尺,但是当黑色的消息突然出现在微信群聊或朋友圈,所有看到的人都会在心里咯噔一下。这种咯噔一下，是兔死狐悲的惊颤，是身为父母的本能恐惧，也是一声沉重而无言的叩问：我们的孩子，是否也正在某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挣扎？这些消息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涟漪荡开，触及每个家庭的隐秘忧虑。人们转发、叹息、议论几句，生活很快又恢复表面的平静，但那种不安已悄然埋下，不知何时又会因下一则新闻而刺痛。
仅在上个月,还有犹他大学唐姓女留学生在旧金山跳桥、普林斯顿高中的李姓高中生卧轨等多起,每一起都令人泪流满面。金门大桥的雾霭曾见证多少绝望的纵身一跃，冰冷的铁轨又承载过多少无处安放的青春。这些年轻的生命，在异国他乡或熟悉故土，选择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他们或许成绩优异，或许才艺出众，在旁人眼中前程似锦，但内心的风暴却无人能见，直至崩潰的瞬间才以最惨烈的方式昭告世人。留下的遗书，或只言片语，或长篇累牍，字里行间都是对痛苦的描述和对解脱的渴求，读来令人肝肠寸断。
比起我们担心抑郁症的孩子,更加值得担心的是人们逐渐疲劳,在舆论变得疲劳之前,我们亟需提出一套有效的应对策略。当悲剧一再发生，最初的震惊和同情可能被麻木取代，沦为又一个“听说过的故事”。社会必须警醒，不能任由这种疲劳滋生。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归因和泛泛的同情，构建一个从家庭、学校到社区、专业机构的立体支持网络。这套策略应包括早期识别、去污名化的心理教育、畅通的求助渠道以及有效的危机干预机制，让每一个在黑暗中徘徊的孩子都能及时看到光亮。
据《纽约每日新闻》引述全国疾控中心的问卷统计,大约1/6的高中生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大约1/12甚至尝试过。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它意味着在每个看似普通的教室里，都有不止一个孩子曾与死亡的危险念头搏斗。这些数据并非冷冰冰的百分比，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少年，他们可能正坐在我们身边，强颜欢笑，内心却经历着惊涛骇浪。统计数字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远超出日常观察，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痛苦需要被看见、被倾听。
过去几年,青少年自杀率有明显的增加,这一方面是人们对自杀问题的意识程度提高、导致更多的汇报和传播,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因素就是防止青少年走自杀之路的方法还不够有效。意识提高是进步，但仅仅意识到问题远远不够。现有的方法往往侧重于危机出现后的干预，而更根本的在于前期的预防和健康心理生态的培育。我们的社会节奏太快，竞争压力过早下移，而给予孩子探索自我、经历失败、消化情绪的时间和空间却严重不足。当预防的堤坝不够坚固，干预的救援就显得被动而艰难。
深知自身文化弊病的华裔提出,家长们给孩子的压力和对其人生选择的控制,以“虎妈”为典型培养出了一方面学业很成功、另一方面内在很创伤的孩子。这种教育模式强调服从、成绩和外在成就，将孩子的价值与分数、名校、职业紧密捆绑。孩子在长期的高压和严格管控下，可能学会了迎合期待，却逐渐丢失了真实的自我。他们的情感需求、个人兴趣、内心困惑常常被忽略或压制，仿佛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高效运转，内在的损耗却不断累积，直至某个零件不堪重负而崩坏。
著名的小提琴手、滑雪健将陈美就是这样,被一个虎妈架上了成功之路,但是因此跟她妈妈十几年不说话。陈美的故事是无数类似家庭的极端缩影。她获得了世俗定义的成功，但代价是亲密关系的破裂和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她的母亲以爱的名义进行控制，用严苛的训练剥夺了孩子的童年和自主权。这种“为你好”的专制之爱，往往结出苦涩的果实。成功的光环无法温暖内心的孤寒，当孩子长大到足以反抗时，长期压抑的情感可能转化为强烈的疏离甚至仇恨。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强大霸气的心理素质,太多孩子都是憋出来不同程度的内伤,加州湾区据说80%的孩子都有精神焦虑、50%孩子有不同程度的抑郁。这些数字描绘出一幅令人忧心的图景。在精英教育和高期望值密集的地区，孩子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形的竞技场，从小就被卷入无尽的比较和竞争中。焦虑像空气一样弥漫，抑郁成为潜伏的阴影。许多孩子习惯了掩饰，在老师和家长面前表现得体，独处时却被无力感和空虚吞噬。他们的内伤不易察觉，却实实在在地侵蚀着生命的活力。
一半的自杀者都有抑郁,而家长们又往往忽视,抑郁症的征兆常常被打发为“叛逆期心理”而被忽视,造成了拖延。青春期的情绪波动确实常见，但正是这种“常见”成了识别真正危机的障碍。当孩子变得易怒、退缩、失眠、对以往热衷的事物失去兴趣、成绩下滑或谈论死亡时，家长可能简单归咎于青春期叛逆或意志薄弱，甚至加以批评指责。这种误解和忽视，使得孩子得不到及时的专业帮助，在抑郁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错过最佳干预期，最终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悲剧。
除此之外,家庭动态的失衡、关系紧张、暴力和负能量等因素,也是孩子们产生抑郁自杀念头的重要激发因素。家庭本应是避风港，但当家庭内部充满争吵、冷漠、暴力或持续的低气压时，它就成了压力的主要来源。父母之间的冲突、离异，或是对孩子持续的情感忽视、贬低、过高要求，都会在孩子心中投下巨大的阴影。孩子，尤其是敏感的孩子，会不自觉地吸收家庭的负能量，感到不安、自责，甚至认为自己是家庭不幸的原因，从而产生极端的无价值感。
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大,大人们有自己的问题,直接间接地转嫁到了孩子身上,他们不是天生的大师,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会比大人更好。成人在职场、经济、婚姻中的压力和焦虑，很容易在不经意间渗透到家庭氛围中，或是转化为对孩子的过度期待。孩子被迫过早地承担起满足父母期望、维系家庭面子的重任。他们目睹父母的疲惫与挣扎，却缺乏成熟的认知和情感工具去理解和处理，只能将这些压力内化，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
美国媒体调查还揭示,20%的孩子遭受过校园霸凌,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地用手机沟通,社交霸凌的效力也愈加可怕。校园本该是安全的学习成长之地，但对许多孩子来说，却是每日需要鼓起勇气面对的战场。肢体霸凌留下伤痕，语言霸凌摧残自尊，而社交霸凌——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排挤、谣言、羞辱——则无孔不入，让受害者无处可逃。手机将霸凌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那种被群体排斥和公开羞辱的痛苦，对青少年脆弱的自我认同是毁灭性的打击。
被羞辱、被排斥、被恐吓,是造成孩子们心理负担的重要原因,日复一日地积累。被霸凌的原因很多,种族、外貌、性向等等都可能成为借口,遭遇霸凌的孩子多数敏感、内向、被动,并且更易于抑郁。每一次恶意的眼神、嘲弄的话语、故意的孤立，都像一把小刀，在孩子心上划下伤痕。这些伤害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击垮他们的心理防线。他们可能变得自我怀疑、社交恐惧，认为自己是天生有缺陷、不被世界接纳的人。这种深植于内心的痛苦和孤独，是滋生抑郁的肥沃土壤。
02
以上这些都是原因,然而除了这些负面的激发因素,还有一个正面的激发因素,似乎没有被多提及。那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层追问和求而不得的困惑。这并非源于外在的伤害或压力，而是源自内在深邃的思考和精神层面的渴望。有些孩子天生敏感，思维早熟，他们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生活和世俗的成功标准，很早就开始探寻存在的本质、人生的目的这些宏大而根本的问题。当现实世界无法提供令他们信服的答案时，巨大的虚无感和无意义感便会袭来。
华裔心理医师Julia Chen协助促成的纪录片《寻找卢克(Finding Luke)》记录了一个叫卢克的优秀生在忽然自杀之后,家人及朋友的探寻追问。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对一个逝去生命的追忆，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探索之旅。它带领观众走进卢克的内心世界，试图理解一个在众人眼中近乎完美的孩子，为何会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离开。影片的拍摄过程也是卢克家人自我疗愈和意义重构的过程，他们的勇气和坦诚，为无数面临相似困惑的家庭提供了珍贵的镜鉴。
卢克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孩子,家人对他也很开明,为什么忽然就寻了短见呢?这正是悲剧最令人费解和心痛之处。没有明显的家庭冲突，没有学业崩溃，没有遭受霸凌的迹象，一切都看似平静美好。这也挑战了人们简单的归因逻辑，迫使我们去正视一种更深层、更隐秘的心理危机——存在意义的危机。它提醒我们，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消除负面因素，更需要构建正面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认同。
影片揭示,他对于人生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有极度的好奇,在现实没有给他足够好的答案之后,他期望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探寻下去——对于他,自杀或许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探寻的开始。这种视角让我们看到，某些自杀行为背后，可能并非简单的逃避痛苦，而是一种扭曲的、绝望的追寻。他将死亡浪漫化、哲学化，视为通往真理或另一个更美好存在状态的通道。这种认知的危险性在于，它赋予了自杀一种“意义”，使得告别现世显得具有某种悲壮的合理性。
这部纪录片非常催泪,卢克的父母非常具有自省意识,在悲剧发生后,他们总结道:特别是华裔的家长们,对于孩子的精神状态要有及早的识别而不是忽略、认可而不是否认、寻求治疗而不是无动于衷甚至指责孩子。他们的反思超越了个人悲伤，上升到家庭教育哲学层面。他们认识到，开放的教育环境固然重要，但若不能与孩子进行深层次的精神对话，关注其内心世界的风暴，表面的开明可能依然无法触及核心的痛楚。及早识别，意味着要听懂孩子话语背后的潜台词；认可，意味着接纳他们的困惑和痛苦作为真实且重要的感受；寻求治疗，则是放下 stigma，将心理健康视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
卢克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爱想问题的孩子,促使他抑郁的既不是家庭暴力,也不是情感创伤,而是他对于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回答,这些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人类永恒的叩问，但对于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情感却极其丰富的青少年来说，独自面对这些问题的重压可能是难以承受的。他们渴望一个确切的、令人安心的答案，但哲学、宗教、科学提供的往往都是开放性的、需要终身探寻的路径，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焦虑和虚无感。
几千年来,“我向哪里去”这个问题,不论信仰还是哲学都在试图回答,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追问,就像每个人都问父母“我从哪里来”那样简单自然。青春期正是自我意识觉醒、开始严肃思考人生方向的时期。这种追问是成熟的表现，但社会和家长有时过于关注孩子“做什么”（成绩、活动），而忽视了他们在“想什么”（困惑、意义）。当这些宏大的思考得不到回应和引导，孩子就可能感到孤独和迷失，仿佛在茫茫大海中独自漂流，看不到彼岸。
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片段,我们就称之为人生,我们希望这个有限的人生是有其意义的。这种对意义的渴求，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之一。青少年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死亡不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这种觉醒既可能激发他们珍惜时光、努力创造的动力，也可能带来“既然终将消亡，一切有何意义”的绝望。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意义感，而非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是引导他们度过这个阶段的关键。
这一类抑郁,称之为“存在主义抑郁”,它有四个核心关键词:死亡、自由、孤独、无意义。这四个关键词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心理困境。对死亡的意识带来紧迫感和焦虑；意识到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令人沉重；深刻的思考常伴随之曲高和寡的孤独；而当追寻意义受挫，无意义感便笼罩一切。理解这四个维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共情那些受困于存在主义抑郁的孩子，他们不是在无病呻吟，而是在经历一场严肃的精神危机。
死亡是人生无可避免的终极,也是追问的动力。意识到自己终将死去，迫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度过有限的生命。但对一些青少年来说，这种意识可能来得太早、太强烈，以至于吞噬了当下的生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关于死亡的哲学或文学思考，甚至对死亡本身产生一种病态的好奇或向往，将其视为解决一切存在痛苦的终极方案。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死亡，将其作为思考生命意义的起点而非终点，至关重要。
在存在主义哲学里,“自由”有两种,一种是“免于什么的自由”,比如免于恐惧、免于受伤害受控制,这是“消极自由”,另有一种是“积极自由”,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现代社会给予了青少年前所未有的“消极自由”，他们比父辈拥有更多选择权和自主空间。然而，“积极自由”——即运用自由去构建自己的人生——却需要更多的内在力量、勇气和指导。许多孩子面对琳琅满目的选择和看似无限的可能性，反而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虑，因为他们缺乏清晰的内在标准和价值观来做出选择并坚持下去。
存在主义强调后者,指的是人被毫无选择地带进这个世界,各种混乱、失序,像一大盒杂乱无章的LEGO积木,每个人有创造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这个比喻很形象。世界本身并不预设意义，就像一盒杂乱无章的积木。人生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双手，从这堆积木中搭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作品。这种创造是自由，也是沉重的责任，因为作品的好坏，责任全在于自己。一些孩子被这种毫无蓝图、全靠自己创造的责任压垮，他们渴望一个现成的图纸，或者干脆放弃搭建。
但大多数人都是随遇而安地自诩“活在当下”,就像《阿甘正传》的名言,“生活就像是给你一大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这种态度有其智慧，强调接受和体验。但对于那些执着于意义和目的的孩子来说，纯粹的“活在当下”可能显得浅薄和逃避。他们不满足于被动品尝随机递来的巧克力，他们想了解巧克力的制作原理，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甚至想参与创造新的巧克力。这种深层渴望若被简单地贴上“想太多”的标签，会让他们感到更加孤独。
心理学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指出,自由带给人的首先是焦虑:面对一片迷茫的无助感,在人与人的关系组织建立起来之前的孤独感,以及必需由此带来的对于安全感的丧失,这促使人们逃离自由的责任。青少年正在从依赖走向独立，正是体验这种“自由焦虑”的典型时期。脱离父母的羽翼，需要自己做出越来越多的重要决定（学业、交友、未来方向），这种自由并非全是甜蜜，更多的是迷茫和害怕犯错。有些人可能会以各种方式“逃避自由”，例如盲目从众、沉迷网络虚拟世界、或退回依赖状态，将选择权交给父母或权威。
这也类似人生成长的青春期阶段,而人生是没有退路的,必须自己着手去成长、去创造自己,一些孩子就开始了从挫折到焦虑、从焦虑到愤怒、从愤怒到无助、从无助到抑郁的逐渐发展的过程,感受到人生的无意义,包括自由本身的无意义。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滑坡过程。最初的挫折（如一次考试失败、一段友谊破裂）可能引发焦虑；持续的焦虑无法化解可能变成对自身或外界的愤怒；当愤怒也改变不了现状，便转化为深层的无助感；长期的无助最终导向抑郁，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人生没有意义，甚至连选择的自由都成了负担。及早在这个链条的前端进行干预，防止滑向抑郁深渊，非常重要。
有研究认为,一些较为天资颖慧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抑郁的困扰,因为他们多才多艺,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发展自己潜在的方方面面,甚至在选择上什么课、课外学什么班、选什么专业这些方面,都面临更多的纠结,久而久之一些选择就显得随意,反而限制了他们自己的目标实现。天赋有时是一种甜蜜的负担。这些孩子兴趣广泛，能力出众，仿佛每条路都可以走。但正因如此，他们面临比同龄人更艰难的选择和更重的机会成本焦虑。他们害怕选错，害怕浪费天赋，害怕让期待他们的人失望。这种“选择过载”和“完美主义”倾向，极易导致决策瘫痪和事后悔恨，从而削弱他们的成就感和意义感。
因为他们在一些方面比同龄的孩子想得更多、更深,也就早早地受到曲高和寡的困扰,这种孤独感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难以承受的。青春期的核心需求之一是归属感和同伴认同。当一个孩子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同龄人的范围，他很难找到可以深度交流的对象。他的困惑在同龄人听来可能是“故作深沉”，在忙于琐事的成人看来可能是“青春期烦恼”。这种思想上的孤独，比社交上的孤立更令人窒息。他感到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怪胎，无人能真正理解自己，这种深刻的隔绝感是抑郁的温床。
毋庸置疑,定期去看心理医师、学会处理情绪压力的技巧,对于青少年极为重要。心理治疗可以提供安全的倾诉空间，帮助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学习认知行为技巧来应对负面思维，建立更健康的心理模式。它不应被视为“有病”的标签，而应看作心灵成长的健身房。就像定期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一样，定期进行心理保健也能增强心理韧性。家长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去除心理求助的污名，让它成为像看牙医一样自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获得在个人成长、意义探寻方面的引导,也具有普遍适用的潜力。除了处理具体情绪问题，青少年还需要哲学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引导。这可以由开明的家长、有智慧的导师、学校的人文课程、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来提供。引导的重点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展示人类历史上各种寻找意义的路径，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并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阶段性的意义框架。让他们明白，追寻意义本身，就是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卢克的问题是:我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
绝不因为他去世了,这个个人问题就变得无解:卢克的寻找,不再只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成了所有人的问题。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自己的呢?卢克的悲剧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可能都有的困惑。他的追问并没有随着生命结束而消失，反而因为其悲剧性而变得更加紧迫和响亮。它迫使每一个知晓他故事的人反躬自省：我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逃避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为自己找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又如何帮助我的孩子去面对这个问题？卢克的遗产，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叩问。
03
意义并不是藏在某处等待我们去找寻,不是像一个风尘仆仆的行者奔走在朝圣的路上那么遥远而神秘。许多人误以为人生意义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宝藏，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去“发现”。这种观念容易导致两种结果：要么觉得意义遥不可及而放弃寻找，陷入虚无；要么在寻找受挫后感到绝望。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不是静态的目的地，而是动态的过程。
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每时每刻的选择和行动,意义本身就是这种建构的过程,人生也就是这个不断的过程。每一次我们选择善良而非冷漠，选择努力而非懈怠，选择创造而非消耗，选择连接而非隔绝，我们都在为生命的意义大厦添砖加瓦。意义存在于认真完成的一道习题里，存在于对朋友的一次真诚关心里，存在于坚持一项兴趣爱好的努力里，存在于对自然之美的一次感动里。帮助青少年理解这一点，能将宏大的意义问题，分解为日常可实践的具体行动。
有一本新书《意义的力量(The Power of Meaning)》指出,我们的当代社会文化过于强调“快乐”,但简单快乐并不是更丰满、更自我实现的人生。消费主义和文化常常推销一种即时满足、持续兴奋的“快乐”理念。然而，追求快乐本身常常导致失望，因为快乐情绪是短暂且不稳定的。更重要的是，有意义的人生必然包含挑战、责任甚至痛苦。牺牲眼前的快乐去追求长远的目标，经历痛苦后的成长，这些往往带来更深层的满足感和意义感。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区分短暂的愉悦和持久的满足。
就像我们担心孩子们“YOLO”(You Only Live Once)的无所事事,同时也要启发他们树立目标和做事方法,人只活一次,但也因此,该好好地把它活出来。“YOLO”可以成为及时行乐的借口，也可以成为珍惜时光、不负此生的动力。关键在于引导。与其空洞地说教，不如帮助他们找到真正感兴趣、愿意投入热情的目标，并分解为可行的步骤。让他们体验为目标努力的过程，体验克服困难后的成就感，这本身就是意义感的来源。活出精彩，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做事时投入了多少真心和思考。
这本书指出了建构人生意义的四个途径:建立与他人的联结;确立目标及实现的步骤;表达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发现那些深化生活存在的奥秘。这四个途径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框架。联结意味着培养深厚的亲情、友情，参与社区服务，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目标给予生活方向和动力，无论是学业目标、职业理想还是个人成长目标。表达是将内在的自我通过艺术、写作、对话等方式外化，这是自我确认和与他人沟通的重要方式。奥秘是指对世界保持好奇和敬畏，无论是通过科学探索、艺术欣赏还是自然体验，感受到自身之外的宏大与美妙。引导青少年从这四个维度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可以有效抵御无意义感。
抑郁不仅是青少年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2016年全美的自杀率达到30年的最高,有多达4万人选择结束生命。这个数字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健康指标。它说明，意义的危机不仅困扰着青少年，也困扰着各个年龄段的成年人。社会竞争的加剧、社区纽带的弱化、传统价值体系的动摇、物质丰富但精神贫瘠的现状，都在侵蚀人们的意义感。解决青少年抑郁问题，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生态。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支持性、更关注人的精神福祉的社会文化。
一个人过得快乐与否、成功与否,并不能预测他她是否更容易抑郁及自杀,前阵子自杀的名人并不缺名声、也不缺钱财。这彻底打破了“成功即幸福”的迷思。许多外表光鲜、成就斐然的人，内心可能一片荒芜。当外在的成功无法填补内在的空虚，当掌声停歇后只留下更深的寂静，抑郁和绝望就可能乘虚而入。这提醒我们，培养孩子，绝不能只盯着成绩和才艺这些外在指标，必须同时滋养他们的内心世界，培养他们建立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健康关系的能力。
但是研究发现,一个人人生意义的缺失感则是明确的相关因素。大量心理学研究证实，感到生命缺乏意义和目的，是预测抑郁、焦虑、物质滥用乃至自杀风险的重要指标。相反，拥有较强意义感的人，通常心理韧性更强，更能应对压力和逆境。因此，预防抑郁和自杀，除了处理压力源和情绪问题，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个体，尤其是青少年，找到或建构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这应当成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如果得不到满意的哲学回答,有的人宁愿去死,宁愿通过让自己消失而让世界更美好一些,他们的自杀原本是出于这样一种无私的动机,绝不是自私、逃避的行为。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也极其危险。有些极度敏感善良的孩子，可能将自己的痛苦归因于自身的存在“拖累”了他人或与世界“格格不入”。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消失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让家庭“恢复平静”、或让世界“少一个麻烦”。这种扭曲的“利他”动机，使得自杀在他们心中被合理化甚至崇高化。必须明确且反复地告诉孩子：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你的痛苦值得被看见和帮助，你的离开会给爱你的人带来无法愈合的伤痛。
但是试图自杀,这种行为就彻底阻断了自己更多的爱家人、爱世界的机会,而“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自杀行为就像在人生的书页中间画上了句号，它终结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包括痛苦缓解、意义找到、关系修复、自我成长的可能性。活着，意味着保留了一切改变和体验的机会。即使当下痛苦不堪，但时间、支持、治疗和个人努力都可能带来转机。要帮助孩子看到，选择活下去需要勇气，而这种勇气本身就充满了意义。活着，才能继续去爱、去创造、去理解、去经历。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早早地与青少年进行关于意义的讨论,倾听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以恰当有效的方式发挥自己。不要等到孩子出现严重问题才开始谈论人生。从孩子能理解的时候起，就可以通过讲故事、聊电影、讨论新闻事件等方式，自然地引入关于价值、选择、生命和死亡的话题。创造一个开放、非评判的沟通环境，鼓励孩子说出他们的困惑和想法。倾听时，重在理解，而非急于纠正或给出答案。引导他们通过志愿服务、艺术创作、深度阅读、接触自然等方式去探索和实践。
卢克死去了,他的死通过纪录片的追问而启发了千千万万的家庭,促使父母们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问题、学习更多的跟孩子沟通理解的技巧,这都是善,是把爱和智慧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人。这是卢克悲剧中开出的善之花。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成为唤醒社会意识的钟声。无数父母在观看影片后，可能第一次真正坐下来，以平等和探究的心态与孩子进行深度对话。他们开始学习识别孩子情绪的细微变化，学习放下身段去理解孩子的世界。这种广泛的反思和学习，是防止更多悲剧发生的社会基础。
卢克的人生意义,就在这种影像中逐渐展开并且永存,当我们作为观众把思考和行动带进自己的生活,就是对这些早谢的花朵最好的纪念,就是爱的具体发生。卢克没有找到他个人问题的答案，但他用生命提出的问题，却引导无数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答案。他的人生意义，在千千万万被改变的观念和关系中得以实现。纪念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最好的方式不是沉溺于悲伤，而是将悲伤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去更好地爱自己的孩子，去关注身边可能正在挣扎的人，去推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每一次这样的行动，都是爱的具体彰显。
这要求父母自己做好榜样,毕竟心理医生只能偶尔指点迷津,平时的朝朝暮暮都是在父母自己的潜移默化之下。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如果父母自己活得焦虑、功利、缺乏意义感，整天抱怨生活，却要求孩子乐观、积极、有追求，这是矛盾的。父母需要首先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找到了让我感到充实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我如何处理压力和挫折？我如何与家人、朋友相处？我是否有自己的兴趣和精神追求？一个不断学习、成长、努力活出意义的父母，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生命教育。
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足够的反思和追问吗、普遍经历中年危机的我们有更好的答案和解决方法吗?许多父母正处中年，面临着事业瓶颈、健康担忧、父母老去、自我价值重估等一系列挑战，自身也可能经历着意义危机。这种状态会影响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借着帮助孩子探索意义的机会，父母也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思考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调整生活重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也可能找到缓解自身中年困惑的答案。父母与孩子可以成为彼此意义探寻旅途上的同伴。
借着关于意义和抑郁的讨论,对于父母也是一个好的学习过程,跟孩子一起成长,对孩子的好处是多方面的:更好的家庭气氛、更深刻的亲情、更健康的榜样力量。当家庭成为一个可以安全探讨人生困惑的场所，亲子关系就从单向的管教与服从，转变为双向的交流与共同成长。父母不再仅仅是权威，也是学习者；孩子不再仅仅是被教育者，也是带来新视角的伙伴。这种平等、尊重、共同探索的家庭氛围，能极大地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是抵御心理问题最坚实的基础。深厚的亲情连接，是意义感最直接的来源之一。
04
在纳粹集中营煎熬过的医学博士弗兰克尔的著作《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尤其适合人到中年的家长们阅读参考,他的理论要点是:人要寻求生命意义,这是生命中原始的力量。弗兰克尔在极端苦难中发现了意义疗法的力量。他的经历证明，即使在最非人、最绝望的环境中，人仍然拥有最后一种自由——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这种对意义的坚持，能帮助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对于生活在和平富裕时代却感到空虚的现代人，尤其是面临高压的家长和孩子，弗兰克尔的思想是一剂强心针。他告诉我们，意义不在于环境，而在于我们面对环境的态度和赋予经历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付诸实践,才能够满足人的意志,“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弗兰克尔强调，意义不是抽象的理论，必须在具体的生活情境、通过具体的行动去实现。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意义可能体现在学好一门感兴趣的学科、帮助一个遇到困难的同学、完成一个创意项目、坚持一项体育运动、照顾一只宠物等等。家长和治疗师的任务不是灌输意义，而是帮助他们发现那些能让他们投入热情、感受到价值和连接的事情，并鼓励他们去实践。
每个人的生命意义都不同,每个阶段的生命意义也不同,必须由此人自己去寻找、去领悟,一旦找到,他就有希望摆脱因生命空虚而产生的神经官能方面的症状,包括失眠、焦虑、饮食失调等等。意义是个性化的、动态的。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意义可能在于探索兴趣、建立友谊、获得独立；成年后可能在于建立事业、养育家庭、服务社会。强迫孩子接受父母认为的意义，往往适得其反。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寻找意义的能力和习惯。当一个人找到了（哪怕是暂时的）能点燃他生命热情的意义，他就会有方向、有力量，许多因迷茫和空虚引发的心理症状也会随之缓解。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一个人被剥夺到只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他仍然有自由选择用怎样的态度面对环境,态度的选择,就是唯一的全部的尊严和意义。这是弗兰克尔思想的核心，也是对青少年最有力的启示。当孩子感到被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家庭矛盾或自身困惑压得喘不过气时，可以提醒他们：你永远拥有选择如何看待这些困难、如何回应的自由。你可以选择被它们击垮，也可以选择从中学习、成长，甚至将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理解和帮助。这种态度的选择，本身就定义了一个人的品格和生命的高度。
有过抑郁症的人都知道,抑郁的核心并不是“不快乐”,而是“没有活力”,是缺乏了生命的激情和能量,这正说明了生命意义对于人有多么重要。抑郁不是简单的悲伤，而是一种情感的麻木、兴趣的丧失、能量的枯竭。一切都变得灰暗、沉重、无趣。这正是意义感丧失后的心理状态。当人找不到活着的理由，生命的能量就无处安放，逐渐凝固。因此，治疗抑郁，不仅要处理情绪和思维，更要帮助患者重新与能带来意义感的事物建立联系，哪怕一开始只是很小的事情，比如每天散步、养一盆植物、记日记，逐步重新点燃生命的火苗。
创造并不仅仅是人生规划,自我表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把独特的自己表达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家庭轶事,或者以文字、绘画、音乐、摄影等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切入世界的角度,每一个这样的讲述,就是一个创造性地阐释的过程,一次次把自己的内在梳理得更加完整、有序。对于思考深邃、情感丰富的青少年，自我表达是建构意义和整合内心的关键途径。写作可以帮助他们厘清思绪，绘画可以宣泄情感，音乐可以寄托情怀。鼓励孩子用他们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不要过于在意技巧或成果，重在过程。通过表达，他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经历，并与他人分享内在的世界，从而获得认同和连接。
华人孩子的身份认同、家里家外的文化冲突、自己家庭氛围对自己个性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创造性表达的内容。对于移民家庭的子女，他们常常游走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面临独特的身份认同挑战。在家要遵循传统价值，在外要适应主流社会；有时感觉两边都不完全属于。这种夹缝中的体验，既有困惑，也蕴含丰富的创作素材。鼓励他们通过写作、艺术、影视等方式探索和表达这种独特的经历，不仅能帮助他们整合自我，也能增进父母对他们的理解，还能丰富多元文化的叙事。
从意义的角度,那些更多受存在主义抑郁的孩子,则应该有彼此的联结、以及跟恰当的导师的联结,形成一个心灵的社区,将会提供给他们一个有益的精神生态圈。思想上的孤独是这类孩子最大的痛苦。为他们创造机会，与有相似思考深度和困惑的同龄人、或者富有智慧和人生经验的导师（可以是老师、心理咨询师、社区长者、某个领域的专家）建立联系，至关重要。读书会、哲学讨论小组、艺术创作营、 mentorship 项目等，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心灵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他们可以被理解、被接纳，可以进行思想的碰撞，看到不同的生命样本，从而获得支持和启发。
关于成人的教育,包括对于家庭教育方式和目的的探讨,怎样构建一个良性的家庭氛围,怎样帮助孩子寻找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让孩子实现自己认为必须的人生目标,等等,可见我们能够做的事确实很多。改变必须从成人开始。学校、社区中心、宗教场所、媒体都可以开设面向父母的课程和工作坊，内容涵盖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非暴力沟通、情绪管理、如何与孩子讨论生命与死亡等话题。鼓励父母进行自我反思和学习，更新教育观念，从“管理者”转变为“支持者”和“同行者”。一个学习型的父母群体，是构建健康家庭氛围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基础。
纪伯伦的《先知》曾经写道:孩子借着我们而来,但并不属于我们,孩子是与我们平起平坐的独立生命; 这首散文诗深刻地揭示了亲子关系的本质。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父母是弓，孩子是箭，弓的作用是尽全力将箭稳定而有力地射向他该去的远方，而非箭要去的方向。认识到这一点，父母才能放下控制欲，真正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支持他们成为他们自己，而不是父母的复制品或未完成梦想的延续者。
协助他们成为自己,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而不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特权。抚养孩子是责任，是服务，是陪伴另一个生命成长的荣幸，而不是占有或塑造的权利。这种职责的核心是“协助”——提供爱、安全、营养、教育、引导，但最终的选择权和道路，属于孩子自己。当父母将养育视为特权，就容易产生控制；当视为职责，则更容易产生敬畏和尊重。这份神圣职责要求我们不断自省、学习和成长，以配得上这份托付。
家长们必须意识到,“培养孩子”这个叫法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真正的使命是“培养出来一个成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成人教育,也就是成“人”的教育。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成才”，而是“成人”——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有责任感、有同情心、能独立思考、能找到自己生命意义、能与他人和世界和谐相处的完整的人。知识、技能、才艺都是为这个“成人”目标服务的工具。当我们把焦点从“培养孩子（按照某个模板）”转移到“支持这个独特的生命成长为健全的成人”时，我们的教育观念和行为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抵御包括抑郁在内的生命风雨，活出他们自己的、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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