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以看做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的读书笔记，除了本文作为总述以外，还包括死亡、自由、孤独以及无意义等四篇，分别探讨存在主义治疗四大核心问题。
什么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种简单的看法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是一种处理死亡、自由、孤独以及无意义等存在议题所产生焦虑的心理治疗方法。这种看法大体没错，但未免有过于简单的嫌疑。实际上，这种疗法并非仅仅关注那些显而易见的存在困扰，而是深入探究这些议题如何渗透并塑造了个体的整个心理世界，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细微裂缝中悄然显现，并最终影响人的选择、关系与幸福感。它试图将哲学层面的思考与心理治疗的技术结合起来，为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感到迷失、空虚或焦虑的人提供一种理解和转化的可能。
而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欧文·亚隆首先给出了一个定义：存在主义治疗是一种动力性心理治疗。
那么，什么又是动力性呢？
“动力性”的来源要追溯到弗洛伊德，他指出在人类意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潜意识世界。为了描述那个世界，弗洛伊德将人格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结构。其中本我代表了被文明社会所不容的原始本能，而超我代表了在后天逐渐习得的道德约束，本我与超我在潜意识中上演着无休止的斗争，因此才出现了心理问题，而解决的方法就在于把潜意识中的冲突暴露到意识之中。这种动力观的核心在于，心理现象并非静态，而是由内在相互对抗的力量所驱动，如同潜流暗涌，决定了意识层面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潜意识中的冲突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又被称作“冲突模型”。而什么导致了冲突，弗洛伊德归结为原始本能的欲望尤其是性欲。这也成为了后来者批评弗洛伊德的重点，许多人希望使用其它替换掉性欲在冲突模型中的核心地位，比如阿德勒认为冲突的原因在于自卑情结，而客体关系学派的诸多分析师认为冲突来源于儿童成长中的客体关系等等。这些发展虽然拓宽了动力的内涵，但依然在个体早期经历或人际关系的框架内寻找根源。
而存在主义治疗认为冲突的原因在于“存在”本身，即人既然活着，就必然要面对自己存在于世的这个事实，由此就会产生与存在相关的议题。这些议题有时并不被意识所觉察，所以产生了潜意识内的冲突。这种观点将心理动力的源头从生物本能或早期关系，提升到了人类境况的根本层面。它认为，最深刻的焦虑并非源于未被满足的童年愿望，而是源于对我们自身有限性、责任和孤立状态的回避与恐惧。
于是，弗洛伊德模型中作为冲突起因的本能驱力就被替换为了存在性议题，对存在性议题的觉察产生焦虑，焦虑引起防御，从而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例如，对死亡的恐惧可能转化为对健康的过度担忧或对冒险的完全回避；对自由责任的逃避可能表现为将生活选择权交给他人，并因此感到怨恨；对孤独的无法承受可能导致粘附性的、失去自我的关系；而对无意义的恐慌则可能驱使人们盲目投身于各种喧嚣的活动或信仰，以填充内心的空洞。
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替换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为何要将如此抽象的哲学议题视为心理动力的核心？其依据在于，这些议题是普遍且不可逃避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经验的背景幕布，无论个体是否清晰意识到，它们都持续施加着影响。人的许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顽固的症状以及重复的关系模式，都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些根本焦虑的防御性回应。
存在主义治疗中有四个最基本的议题，也就是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其中死亡最容易理解，人一定会死，所以死亡是一个必然会引起焦虑而且无法摆脱的问题。而剩下的自由、孤独和无意义，这三个议题则和人的存在状态有关。它们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生存的张力。
首先，世界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因为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是存在，然后才能谈所谓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人又几乎本能地去追求活着的某种意义。所以，在一个本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世界上追求某种意义，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矛盾。这种矛盾迫使人要么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要么陷入虚无的绝望。现代社会的碎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使得这一矛盾尤为尖锐。
其次，人是自由的。因为人不带任何先验意义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人可以是自由的，可以去追求任何他想要的生活。但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一个人可以百分百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也就意味着他需要百分百地承担起对自己选择的责任。自由与责任，这就是人类面对的第二个矛盾。许多人渴望自由，却又畏惧随之而来的重担，于是通过自我欺骗或顺从权威来逃避这份自由，结果却感到无力与虚假。
第三，人是永远无法相互理解的。每个人都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绝对的自由，同时每个人也都面临不可抗拒的死亡。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逃避孤独，无论怎样与他人建立关系，最终都要不得不面对自己独行于世的事实，这就是第三个矛盾。人际间的温暖连接可以缓解存在的寒冷，但无法根除内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孤独。承认并接纳这份孤独，而非疯狂地试图消融它，是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而死亡又是一切的基础，因为有了“人一定会死”这个大前提，人才需要寻找意义、摆脱孤独、追求自由。所以，死亡、自由、孤独与无意义统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类基本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存在主义治疗的基本议题。对这些议题的直面与探索，不是为了找到一劳永逸的答案，而是为了以一种更清醒、更真实、更富责任感的方式去生活。
而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存在主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无的时代，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具备自我意识。社会发展不仅仅包括科技进步，还有人口流动、教育普及、经济与法治制度建设。如果一个十五世纪人穿越到现在肯定会对我们的存在状态感到惊讶，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如果他是个中国人，那么他属于家族，如果他是个欧洲人，那么他属于上帝。但至于我们，只能属于自己。传统的共同体和信仰体系所提供的意义、归属感和行为准则已然松动，个体被抛入一个需要自我定义、自我负责的开放世界。
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媒体甚至广告都在大声告诉你要追求“自我”，然而问题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挣脱了过往时代下漫长的对“自我”的压抑，可却忘了“自我”本身也只是一个概念。于是我们终于兴高采烈地拉开遮挡“自我”的帷幕，却发现那背后空无一物。消费主义提供了琳琅满目的身份标签，社交媒体鼓励我们展演精心策划的生活，但这些往往加深了内在的空洞与焦虑，因为我们是在用外部的事物来填充一个需要内部构建的核心。
科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也许可以，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能实现永生不死，实现意识上传，从此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无限世界，成为每个人自己的“上帝”。可是这只是理论上，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呢？我们该如何填充这个空洞的“自我”呢？技术或许能延展我们的能力，改变生存的条件，但它本身无法回答关于价值、目的和美好生活的问题。在等待“未来解决方案”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面对当下如何活着的拷问。
所以有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试图在这一片虚无之中重建我们的“自我”。既然世界本无意义，所以每个人就拥有了不可否认的意义。存在主义就这样把个人价值与自由意志还给了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正如萨特所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邀请我们鼓起勇气，在认识到生命的有限和世界的偶然之后，依然投身于生活，通过我们的选择、行动和关系，赋予自身以重量和形态。它不是提供廉价的安慰，而是要求真诚的面对和积极的创造。
不过存在主义治疗仅仅是一种范式。存在主义治疗处理的是“深层”问题，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深层”意味着问题形成的时间更早，但存在主义治疗中则是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深层”。并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需要追溯到存在性问题，也并非所有的咨询师和来访者都需要在存在层面工作。所以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方式，却也不是唯一的解释方式。它可以与其他治疗取向兼容并蓄，共同丰富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它更像是一盏探照灯，照亮了心理版图上那些常常被忽略但至关重要的根本区域。
但是在存在层面工作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无论对咨询师还是来访者都是如此。因为这些问题是如此普遍，而答案却又如此不确定，所以咨询师也不得不置身其中，与来访者一起面对。在这个层面下他发现自己在作为一个人类的本质上与来访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建立起某种深刻的共情，并在共同探索的过程中收获巨大的成长。治疗不再仅仅是技术的应用，而是两个灵魂在生存之谜前的相遇与对话。来访者也可能在直面死亡时重新评估生命的重心，在承担自由时找到自己的力量，在接纳孤独时感受到内心的完整，在创造意义时体验到深刻的满足。
而这或许也正是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的意义所在。它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条不断面对自身存在、并与他人携手探索生命可能性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对抗虚无，肯定选择，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孤独中建立连接，最终实现的是对生命更深的理解与更真实的拥抱。存在主义治疗提醒我们，心理工作的最终目的，或许不仅仅是缓解症状，更是帮助个体活出更觉醒、更本真、更富勇气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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