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西安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亲历“私家侦探”调查取证

西安私家侦探外遇小三调查取证，西安市婚外情出轨调查公司：亲历“私家侦探”调查取证

在古城西安悄悄出现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受雇于人，调查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调查婚外偷情，将婚外恋的一方用相机或录音机记录下来，用于呈堂证供，他们就是所谓的“私家侦探”。这些行踪隐秘的调查者，往往隐藏在城市的角落，以不同身份作掩护，悄然展开工作，他们的存在既引人好奇，又充满争议。

“私家侦探”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怎样工作？能否得到法律的认可？记者探访多天，为你揭开“私家侦探”的神秘面纱，带你走进“私家侦探”的世界……事实上，这个群体的人员构成复杂，既有退伍军人、离职警务人员，也有法律背景的从业者，他们借助专业设备与调查技巧，游走于法律与道德的边缘。

婚姻调查
私家侦探拿手好戏

连日来，记者在西安相关媒体上看到许多不同的“婚变调查”的相关广告，其中有大量“婚变克星”、“二奶杀手”、“全程跟踪调查”等敏感性字眼的宣传。这些广告通常刊登在分类信息栏或小型周报上，用语隐晦却直指需求者的痛点，反映出当前社会婚姻关系中存在的信任危机与取证的现实需要。

10月17日，记者谎称“要调查爱人的婚外情”，随机拨通了其中几个“婚变调查”的业务电话进行咨询。通话过程中，对方往往十分警惕，会反复确认来电者身份和意图，显示出这一行业对法律风险的高度敏感。

调查一：这家自称为“婚变调查克星”。业务员首先询问了调查者的调查目的，是只想取得婚外情证据与爱人商谈，还是想为离婚取证？并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工作性质、是否是有车族、与第三者交往的密切程度等等。在得知记者是想为“离婚”取证，要得到在法庭上的“得力证据”时，“婚变调查克星”的业务员称此类调查收费需要3000元，至少需要15－20天。“要取得一方的婚内过错证据，不一定非要拿到所谓床上的捉奸镜头，只要能证明配偶与第三者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就行。总之，你想要的证据，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得到。”他进一步解释，常见的证据包括共同进出住所的照片、亲密举止的录像、通讯记录等，这些虽不涉及直接隐私闯入，但在法律实践中往往被法官酌情采纳。

调查二：这家自称为“专业婚变调查”。在进行例行的相关询问后，这家业务员说，取得第三者与配偶的亲密相处照片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他们可以对被调查者进行全天候的跟踪监视，掌握其与第三者是到宾馆、酒店开房幽会，还是具有相对固定的居住点，随后与居委会或警方取得联系，进而得到证明，以证明调查者与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般的调查取证快则一两天，至少也要一星期，费用需要2000元。如果想要摄像镜头也可以想办法拿到，但费用会较高，但这种证据被法庭采纳的力度不够乐观，法庭会认为是证据来源不合法而不予采信。”他坦言，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委托人更看重的是“亲眼看到”的证据，用于私下谈判或心理确认，真正走上法庭的只是一部分。

调查三：这家自称为“婚变商务调查”。除了与以上两家所说的情况大体相同以外，这家业务员称“只要你有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信息，我们都可以接受委托进行调查。一般照片之类的婚变取证收费1500元，如果需要ＤＶ等摄像证据，收费3000元左右，具体要分5分钟的、10分钟的等等，时段不一样收费也不一样。”他还补充说，如果调查对象行为规律、地点固定，则费用可适当降低，如情况复杂、需跨区域跟踪，成本则会相应提高。

婚姻调查多与法律服务所挂钩

在与多家“婚变调查”公司联系中，记者发现，所接触的“婚变调查”都是与一定的法律服务所密切挂钩。在与要求调查的当事人商谈好后，双方会签订一份协议。当然，签约的调查公司是由所挂钩的法律服务所出面的。这种挂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调查行为提供了“合法外衣”，也反映出当前私家侦探在法律定位上的模糊与尴尬。

“你们法律服务所并没有婚变调查的经营范围，怎么能保证所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记者以当事人身份询问其中一家公司的业务员。

“你放心，我们法律服务所是合法的机构，虽然没有明确的婚变调查经营范围，但我可以说，全国目前都没有合法的婚变调查机构，都是和法律服务所挂靠一起从事婚变调查的。”这位“婚变调查”业务员语气很自信。他进一步解释，协议本身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主要约束双方在委托事项中的权利与义务，至于调查的具体手段和结果使用，则需“灵活掌握”。

虽然都从事着大同小异的婚变调查，但这些“婚变调查”的业务员承认，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从事着没有相关法律明文允许或禁止规定的调查业务。一位从业者私下表示，行业内部其实也有一定“行规”，比如不接未成年人调查、不涉及国家安全、不采用暴力手段等，以求在灰色地带中维持基本秩序。

因为这些所谓的“调查机构”并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合法的登记注册。目前，记者无法掌握西安到底有多少家类似的“调查机构”，但据一家“婚变调查”业务员说，每年，他所在的公司至少要接到三四十起婚变调查的委托。这些委托多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委托人以女性为主，反映出女性在婚姻安全感上的普遍焦虑。

合法持证“调查公司”西安悄然出现

在记者走访调查当中，偶然在律师行业中听说西安目前有一家已经合法注册成功的调查所，负责人田力目前从事律师职业，在西安的“侦探”行业已经小有名气。几经努力，记者联系到了西安精锐商务调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田力并且由此了解到了这个特殊的行业，走近西安民间“私家侦探”。田力的公司被视为行业中的“正规军”，他也多次呼吁行业应早日告别无序状态，实现合法、规范经营。

12年前，田力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来在公安长安分局实习了一年，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最先见识了一下社会”，而在这里也练就了他侦查和跟踪等基本调查手段。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熟悉了证据收集的流程与方法，也使他深刻意识到合法取证的重要性。

随后，他获得了律师资格。2001年田力开始在长安区148法律服务所工作。如今，他是该所的业务主任。双重身份让他既能从法律角度审视调查行为的边界，也能从实践层面把握委托人的真实需求。

“在当律师给当事人代理官司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当事人因为不懂得留取证据、或者证据难以获取，往往使原本很有把握赢的官司，最终却落得败诉的结局。”他举例说，尤其在离婚、债务追讨等案件中，证据的缺失常常导致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那时，我心里就在想，如果能有一个合法的调查机构，通过合法的取证手段，帮助打官司的当事人去调查、获取证据则可避免取证难的局面，甚至还梦想着，自己能创办一个合法的调查机构！”这种想法随着他接触更多案件而日益强烈。

有了这样的想法，田力就开始留意有关调查机构的情况。他发现，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有了不同形式的调查公司。虽然当时几乎所有的调查公司都是不合法的机构，但这类调查公司却有其一定的市场，包括民事调查、婚变调查等等。他注意到，这些机构虽处于地下状态，却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现实需要，也反映出法律服务市场的细分趋势。

2002年，有关“私家侦探”的消息不断。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偷拍”证据的有效性方面撕开了一个口子，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没有采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偷拍、偷录取得的证据也可以在法庭上充当有效证据。当年10月30日又有消息说，国家工商总局对“侦探公司”开禁了。“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近年来新出现的社会服务明确出现在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这些政策信号让田力看到了行业走向阳光的希望，也坚定了他进入这一领域的决心。

紧接着，田力又得知，2004年1月6日，西安已经有人开办了一家类似的调查公司。经过几番努力，田力加盟了这家调查公司，开始了他最初的“调查工作”，但在这家公司的运作中，由于合作方内部的原因，这个在西安首个出现的“调查公司”在诞生不久就夭折了。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要想长久经营，必须做到合法合规、专业专注。

机会终于来了，2005年7月，田力正式接手了“西安精锐商务调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他也成为调查公司的法人。据他说，该调查公司是西安第一个被工商部门正式颁发了经营许可证的调查公司。为了这一天，他准备了多年，不仅完善了公司管理制度，还对调查员进行了法律与技能培训。

10月13日，记者看到了精锐调查公司的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合法证件。经营范围为“市场信息调查、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关专项经营的从其规定）”。注册发证机关是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这些证照被挂在公司墙上显眼位置，既是合法经营的证明，也是向客户传递信任的方式。

“营业执照下发时，这个调查公司当时是西安市惟一的一个持有工商部门下发营业执照的，名称有‘调查公司’字样的调查公司。”田力解释说。他强调，自己从不使用“私家侦探”这一称呼，更愿将公司定位为“商务调查咨询机构”，以区别于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非法调查者。

业务范围：“二奶”业务终成配角

“我们不是所谓的‘二奶杀手’！我的起点并不是将焦点放在调查‘二奶’上的婚姻调查上。从事的业务更多的则是商务调查、财产调查等，以经济类为主。”田力告诉记者，他的调查公司包括商务调查、婚姻调查、财产调查等，同时还包括找债务人、专业清债、保镖护卫、律师服务等业务范围。近年来，随着企业维权意识的增强，商务调查类的委托正逐年增加，已成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

“具体地说，我所说的商务调查，是指企业、员工、合伙人、竞争对手信用背景调查、查找一手资料、知识产权保护、产品市场价格调查、保险诈骗调查；财产调查是查找委托人要求调查的房产、银行、通讯、车辆、工商及商标。”他介绍说，这些调查不仅要求调查员具备法律知识，还要了解行业特点，有时甚至需具备一定的财务分析能力。

侦查手段：“侦探”手段并不神秘

其实，我们的调查员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总是以一副神秘的面孔出现，绝大多数是文职工作，只是一种民事调查而已。尤其是针对一些商务性的调查，我们的调查手段只是调查员通过合法调查取证，得到想要的证据。在有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各行各业的内部人，得到想得到的证据。田力强调，公司严禁使用窃听、黑客等非法手段，所有证据收集必须符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目前，他的调查公司有固定的员工15人。“但开展调查并不是这15人就能胜任的，几乎在每个行业，都有我们的‘加盟人员’，在调查员取证困难的情况下，会需要加盟人员的协助。他们只需要利用行业优势，将我们所要的证据提供给调查员，再由我们调查公司出具证据交给当事人就行。而且必须按照法律许可的渠道进行调查，不能使用非法手段。就是真的要跟踪，也不能使用那些间谍电影上的‘特殊装备’，只能用民用装备。”这种合作模式既保证了调查效率，也降低了法律风险。

婚变调查“有底线”

在婚变调查上，田力说，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一些技术手段，不过也就是许多人所熟悉的跟踪拍照、摄像之类的。他表示，公司会对每起婚变调查进行合法性评估，确保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也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我们也做婚变调查，但并不是所有要来调查的业务我们都可以无原则的接受。我们也有自己的法律底线。”田力说，接当事人委托时，如果是商务调查，要求调查者必须是和对方有合法的经济往来，当事人要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才行。

如果是要求婚变调查，委托人必须要持有结婚证等证明两人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的才可以。“无论是商务调查，还是婚变调查，我们实际上都在调查别人的隐私，所以只有在法律上有权得知对方的隐私情况者，才有权委托调查，我们也才能进行调查。尤其是婚变调查，除配偶外的其他人都无权要求调查公司进行调查。”这一原则既是对委托人负责，也是对调查行业的保护。

调查取证：帮雇主揪出“李鬼”

在田力的公司里，记者看到了一些曾处理过的案件资料。一个月前，一家河南的建筑公司获悉有人冒充公司名义，私刻公章和印制合同书在西安的建筑行业中进行投标，并且靠此牟利，给公司声誉造成极大影响，因建筑公司没有人力去进行调查，特委托公司查访。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田力和他的助手们，就利用各种在行业内的关系，找到了这个“李鬼”，原来是建筑公司原先的一个业务员冒充公司行骗。在查到业务员的具体行踪和屡次投标行骗的证据后，将资料全部转给了建筑公司，由他们再与警方配合善后处理，最终获得建筑公司的极高评价，并且成功为公司赚得了“一桶金”，这个漂亮的案例也给田力和他的助手以极大信心，商务调查也成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方向。田力表示，这类案件不仅经济效益更好，社会意义也更大，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

跟踪的背后是艰辛

10月15日，田力的调查公司接到一单调查业务，当事人是在律师行业中听到这个公司慕名而来。她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并且希望从中找到证据，如果丈夫有出轨的情况，她坚决会要求离婚，如果没有则更好，证明自己多虑，也可证明丈夫是清白的。

田力及他的调查员获取了部分资料后，制定了严密的跟踪计划，并且制定图纸和详细路线，大家还筹划出了容易出现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再与当事人签订正式的合同后（其中专门有为当事人保密的细则，并且仅限于婚变调查），开始进行跟踪调查。

10月16日，记者随田力和他的公司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调查，由于被调查人有私家车，第一天早晨7时，田力就开着他的越野车隐蔽起来，等候被调查人的出现。当被调查人刚刚出现，就被助手第一眼发现，车辆紧紧跟在后面，因为怕目标发现，田力采取了多种以前在公安机关学到的跟踪手段，只要受雇的当事人打电话来问她的丈夫在哪个位置，田力和他的助手必须说清楚。

就这样，被跟踪人工作和开会的时候，田力和他的助手就守在车里，以香烟和快餐打发时间。目标一旦出现，他们就得立即投入工作，其中的成本也非常巨大。一天跟踪下来，记者发现，时不时因为交通灯或其他非预测的原因，就可能将目标跟丢。这种工作不仅考验技术，更考验耐心与心理素质。

10月17日，田力专门又抽调了一辆汽车，两车分不同方向进行跟踪，一个失去目标，另一个必须补上，如果发现目标与异性有亲密或不正当的行为，就采取拍照和摄像等手段，所有的方法和电影中看到的没有两样，充满了变数和紧张。田力对记者说，跟踪这样的案件，一定要注意在合乎法律的条件下采取手段，虽说“偷情”或者“重婚”见不得阳光甚至违反法律，但在获得证据的时候不能因此也违反法律。这是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考虑，也是目前这个调查公司与一些民间非法调查公司的不同。他坦言，这一行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如何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找到平衡点。

必要时寻求警方协助

2004年，田力曾参与一起婚变调查，当时，他并不是这家调查公司的法人。当时，该调查公司接受西安一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委托，着手调查这位财务部负责人的配偶与第三者的证据。在进行数天的跟踪后，他们发现，被调查者与第三者在长安区沣峪口附近一村租住了一间民房，经常在此居住、约会。

在取得附近群众提供的可靠证据后，有一次调查员跟踪发现被调查者又与第三者幽会，但因二人是在房中幽会，调查人员无法进入取证。“后来，我们以有人卖淫嫖娼向警方报案，由警方出面查处，进而为当事人取到了有力的证据。如果当时我们自行进入调查的话，肯定会有侵犯他人隐私之嫌，就是取得了证据，如果打官司法庭也不会认可。”在拿到有力证据后，后来，被调查者和其配偶协议离婚。这一案例成为田力后来经常提及的典范，它表明与公权力合作往往是更有效、更安全的调查方式。

收费标准：调查费用双方协商而定

从记者所咨询的“婚变调查”看，各家“婚变调查”都是自己报价，并没一个固定标准，同样一起调查，几家调查业务员从1500元、2000元到3000元，报出不等的价格。费用的差异往往取决于调查难度、时间长度、所需设备及证据形式等多种因素。

“我们现在的收费的确没有什么参照标准，都是双方在商谈时根据被调查情况的复杂程度，拿出一个商议价格，只要双方认可就行。因为调查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在国家目前没有出台相关管理规定时，只能由市场来操作，通过市场运行来定价。”田力表示，他的公司会提供详细的费用构成说明，让委托人清楚每一笔钱的用途，避免后期纠纷。随着行业的发展，他期待能有更规范的收费指导和行业标准，以促进调查服务的透明化和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