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尴尬的中国私人侦探

法律不认可，市场有需求，中国私人侦探处境尴尬
中国私人侦探很“神秘”，是因为其不被我国法律所认可

说到私人侦探，很多人都会想到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其睿智、干练、才华横溢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各种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层出不穷。而报道中被称为“中国第一女侦探”的张玉芬却颠覆了人们对私人侦探的印象：她已经57岁，所用调查手段技术含量“很低”，工具只是“两部旧手机和笔记本”，这种颠覆也激起了人们对于私人侦探这个“神秘”群体的好奇。

中国的私人侦探之所以显得“神秘”，其实和职业形象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为我国法律所认可。1992年，我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成立，其主要业务为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安全咨询等。但1993年，公安部就出台了《关于禁止“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民事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等。刚刚兴起的私人侦探业务也随之潜入水下。

直到我国加入WTO，根据世界商标知识产权组织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于2002年10月将“侦探公司”列入新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允许注册“侦探公司”商标。但可以注册，不意味着允许公司经营，由于国家没有明确改变相关政策，私人侦探依然“非法”，很多私人侦探公司便以“咨询公司”“调查公司”的形式存在。据媒体报道，因为惧怕公检法机关的打击，很多侦探公司对自身业务讳莫如深，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也经常变换，很难找到，自然显得非常神秘。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侦探”的张玉芬

但市场对于私人侦探有需求，私人侦探业依然存在

有研究者把国人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归为四大类：一是婚姻问题调查，由于婚外情等现象的增加，婚姻关系中的一方有获取另一方“不忠”证据的需求；二是在债务纠纷中，债权人有知道债务人下落，让债务人及时偿还债务的需求；三是在商业活动中，有对参与者商业信誉、谈判底线、支付能力的了解需求；四是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希望获取更多证据用以抗辩或控告。

对普通人来说，这四类需求很难“自给自足”，因此催生了对私人侦探的需求。关于中国私人侦探类公司的规模，目前缺乏确切的权威数字。但相关论文和报道经常引用的一个说法是，在2008年的时候，国内各种性质大小民间调查公司约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20万人以上，加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从业人员将近30万。由此可以管窥全社会对私人侦探行业有多么大的需求。

私人侦探是否应该合法化，争议很大

那私人侦探既然有这么广阔的市场需求，为何在法律上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呢？

反对的理由：侦查权属于国家，私人侦探易侵犯隐私权

反对私人侦探合法化者认为，在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侦查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民间机构不享有侦查权，也就不具有侦查主体的资格，其民间组织自然是非法的，应该对私人侦探业强行取缔。同时，由于私人侦探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所以私人侦探大都是采用对被调查人进行跟踪、盯梢、偷拍，偷录之类的行为，这类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获得的证据也不能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目前所谓的私人侦探行业，承接的业务种类较为单一，除了追讨债务外，很大部分就是婚姻调查，不少调查机构确实涉嫌侵权。2005年，四川成都一家主打调查“婚外情”“二奶”的女子维权机构，其私人侦探就常常盯梢、偷拍被调查人，甚至采取破门而入直接拍下照片等方式暴力取证，最终被工商部门以超范围经营取缔。

私人侦探多采用偷拍的方式取证

支持的理由：调查权不同于侦查权，了解隐私和侵犯隐私是两回事

私人侦探合法化的支持者则认为，私人侦探确实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侦查权，但不代表他们就不可以进行“调查”。在针对民事、经济案件时，私人侦探完全可以提供有偿性质的调查——只要调查取证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与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严格区别开来即可。

针对私人侦探侵犯隐私的指责，支持者则认为，侵犯隐私与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私人侦探即使发现了被调查者不为人知的事情，也只是“了解隐私”，如果把调查结果扩散出去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这才是“侵犯隐私”。

如果私人侦探可以合法化，必然要对私人侦探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私人侦探只要把握好调查工作中的尺度，遵守法律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并不会受到侵害。而私人侦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也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

从实用主义出发，私人侦探在许多国家已经大显身手

私人侦探在国内的合法性有争议，那么国外的私人侦探又是怎样的呢？相比于国内私人侦探业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很多国家的私人侦探业发展的却是红红火火，不仅发达国家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也有为数众多的私人侦探机构。

法国是私人侦探的发源地，为了规范私人侦探业，法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现在的法国私人侦探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行业标准，在民事领域，其业务得到了迅猛发展。虽然法国也是实行单一侦查模式，即行使侦查权由国家权力机关独享，但官方对于私人侦探在刑事案件中获得的情报并不是一律否定，而是对合法的信息作为“调查”结果采用，而不作为“侦查”结果，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让法国的私人侦探在刑事案件中也能大显身手。

德国的私人侦探业准入门槛很低，只要满足居住期限、申请理由以及最低注册资本等要求，私人侦探机构就可以成立。从业人员也只需拥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并经过两年的考核期即可，对私人侦探的管理也主要由行业协会承担。宽松的管理环境和灵活的组织方式促进了德国私人侦探行业的繁荣，德国的私人侦探业从业人员比德国警察还多出5万人，所创造的营业额也远超很多行业。

国外私人侦探以商业逻辑解决社会问题是私人侦探的优势

在法治社会，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毫无疑问是民众解决纠纷的首选，但是这也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缺点：程序相对比较复杂、成本过高，且不一定能达到效果。私人侦探如果能够提供更多有力的证据和事实，不仅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服务，保护公民合法利益，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公检法机关的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有着完备的法律制度，私人侦探业也无法被完全替代，甚至有时政府也要借助于这一行业。

更重要的是，私人侦探与政府行为不同，政府为公民服务是不收取费用的，而私人侦探是以商业的逻辑在处理社会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私人侦探可能会有更强烈的服务意愿，有更好的工作效率。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说，私人侦探的兴起也可能会激励政府给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有学者认为，如果私人侦探能够获得良性的社会评价，这还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也是重要的社会管理力量。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结语

对待一个有市场需求的产业，简单的禁止不是办法，借鉴别国经验，让其正常发展，无疑是更合理的选择。从现实来看，私人侦探行业的存在确实填补了某些公共服务领域的空白。尤其在民事调查中，私人侦探能够更灵活、高效地响应委托人的个性化需求，这是现有公共执法体系难以全面覆盖的。因此，与其一味否定和压制，不如考虑如何通过立法规范、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引导其走向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私人侦探行业的服务范围和手段也在不断演变。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权和满足合理调查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将是未来立法和监管面临的重要课题。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建立一套既尊重法律又贴近市场的管理机制，让私人侦探行业在法治框架下发挥其积极作用，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