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私家侦探，很多人会联想起推理小说中，住在贝克街221号的神奇大咖福尔摩斯。在国内，近年推出的《唐人街探案》等影视作品，也打造了不少颇具魅力的侦探形象。不过，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真正的私家侦探行业。近日，《法治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这个行业的一角，也让人看到了这个行业的社会价值，以及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报道中的内容来看：好的私家侦探，可以为委托人搜集物证资料、满足委托人的知情权。不过，也有一些私家侦探只考虑顾客需求，不重视原则底线，以各种胆大包天的“调查行为”徘徊在法律的边缘。个别私家侦探只要钱给够，甚至不惜用违法手段偷拍和窃取他人信息，直接贩卖个人隐私赚钱；还有些人幻想一夜暴富，打着侦探的幌子在骗钱。
比如，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就宣判过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家以追债、调查婚外情等为主要业务的所谓商务咨询公司，受雇后非法安装定位器、跟踪偷拍他人，非法获取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后出售获利。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4名“私家侦探”3年8个月到8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9万到1万元不等的罚金。发生在北京的另一起案件中，几名“私家侦探”看电影走邪路，从事跟踪、拍照、定位等非法活动，半年内挣20余万，结果被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私家侦探”，因电信诈骗被绳之以法，由此可见，这一新兴行当着实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在当下的中国，作为职业的“私家侦探”，只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一个正式在册的职业类别。翻看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法条赋予公民以个人侦查权，这也是为了防范这一重要权力被人滥用、侵蚀公民权利。
1993年，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排除了私人侦探作为正式职业出现的可能。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有委托他人代为收集物证资料的需求，类似行为不属于侦查，因此，满足这些需求也并不违法。今天被称作“私家侦探”的人，干的正是这个行当。
举例而言，在一些“谁主张谁举证”的刑事自诉和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事人要履行一定的举证责任，尤其是遇到配偶婚外恋、家庭财产被秘密转移、债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况时，更需要专业人士出手帮忙。这时，如果有人专门帮当事人查找、收集固定证据，满足当事人必要的知情权，掌握诉讼活动主动权，无疑是一件能产生正面社会效益的事。
一方面是旺盛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有关规范的“留白”。这些从业者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触碰到红线甚至栽跟头，自然在所难免。从当下看，有关部门需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非法安装车辆定位器、隐秘摄像头和窃听器，在非公共空间拍照等违法行为，该治安处罚的治安处罚，该刑事处罚的刑事处罚，以强有力的惩罚形成震慑。
从长远看，国家也不妨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划清合理调查权与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界限，让“私家侦探”规范执业，擦亮“民间福尔摩斯”这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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