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侦探、深圳出轨取证：职业捉小三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深圳侦探、深圳出轨取证：职业捉小三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捉小三的乐趣类似捕猎，追踪、观察、一击致命。猎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和专注，关键时刻则出手果断。这种狩猎的快感不仅来自于最终的成功捕获，更在于过程中的斗智斗勇，每一次盯梢、每一次伪装，都是与猎物之间无声的心理博弈。

翁语和阿风专门从事帮人捉小三的业务，他们隶属于一个叫赤色危机的团队。之所以称团队而不是公司，是因为国内暂未发放允许私人进行调查的许可证。他们因帮助众多遭遇婚外情的女性调查出轨而闻名，这个职业有一个更吸引人的名字：私家侦探。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他们，深谙如何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前提下，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他们的工作既是对人性的考验，也是对智慧的挑战。

江湖手段解决法律问题

从委托人下定鱼死网破的决心开始，调查员就开始收集目标的各种资料。包括每天的行动轨迹，经常去的场所，目标的个性、社会关系网以及生活习惯。再从中抽丝剥茧，利用跟踪、偷拍等手段坐实出轨证据。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经过专业分析，往往能拼凑出完整的出轨图谱，为后续行动提供坚实依据。

证据坐实后开始捉奸。侦探们分工明确，进门后，一人站窗前，防止跳楼，一人堵厨房，防止拿刀，一人手持DV录像，另一或两人负责擒住那对儿苦命鸳鸯。这种严密的配合并非一日练就，而是经过无数次实战演练，确保在混乱中保持秩序，在危机中掌控局面。

这时轮到原配夫人上场，撕扯和打骂是必须上演的戏码，来自翁语在捉奸前对原配夫人的反复提点。九年的职业捉奸经验告诉翁语，小三没穿衣服和穿上衣服时是两个人，“不打她她会看不起你”。但她也强调，这种表演需要拿捏分寸，既要让小三感受到原配的愤怒，又不能演得过火导致局面失控。

但发泄怒火必须在可控范围内，见血是大忌。侦探们最怕一场道德审判变成刑事案件，翁语曾在大清早收到委托人提前写好的遗书，此时委托人已经拿着剪刀去找她丈夫拼命了，幸好她及时赶到，避免了一场惨剧。这种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屡见不鲜，每一次都是对心理承受力的极限考验。

然而真见了血，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弥补。在一次野外车震捉奸行动中，原配怒火中烧，抄起一个扳手砍在小三头上，登时血流如注。

翁语赶紧上前制止，警察询问，委托人答，一怒之下随手捡了颗石子砸的。警察简单询问后，也表示理解，经过协调，原配便被释放了。她那时才明白，扳手和石子的区别，也是“故意伤害”和“只需支付医药费”的区别。这种对法律细节的精准把握，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扭转局面，化险为夷。

诸如此类的应急方案还有很多，翁语明白，越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越要明白如何规避法律风险。她经常组织团队成员学习最新法律法规，研究法院判例，确保每个行动步骤都经得起推敲。

比如每次破门捉奸之前，都要调查清楚房主是谁，如果是小三的房子，那房主必须当场说明，否则就是“误闯”。与此同时，摄影机必须全程跟拍，证明他们没有暴力破门，且没有毁坏屋内超过5000元的财产，那么这次行动就算不得“私闯民宅”。这些看似繁琐的准备工作，实则是他们在这个行业立足的根本。

“我们很守法的。”翁语说。这句话不仅是她的职业宣言，更是她对团队每个成员的要求。在法律的夹缝中求生存，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对规则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都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我们”

在翁语看来，帮人捉小三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很多人的道德已经彻底沦丧，“都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寻求帮助”。每当看到委托人绝望的眼神，她就更加坚信自己工作的意义——在法律无法触及的角落，为受害者争取最后的公道。

有些夫妻感情破裂，一方在外找小三，且因财产分割问题不同意另一方的离婚诉求，更有甚者，会提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让对方净身出户。面对这种精心设计的陷阱，普通人往往束手无策，而这正是翁语和她的团队大显身手的时候。

在离婚案件中，法院一直秉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普通人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和精力自行去调查取证，法律讲法理，讲证据，一味盲目地相信法律只会让过错方获取更多利益。翁语深知，在现实面前，单纯依靠法律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正义。

也正因此，翁语深信以暴制暴的法则，遇上不讲理的人，只有更不讲理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看似偏激的理念，却是在无数次与狡猾对手交锋后总结出的生存智慧。

翁语曾用这种江湖手段保护过A女士。

A女士白手起家，打拼到年薪百万，挣下了在北京两套房产和一辆汽车。丈夫一直不工作，每月从妻子那里拿两万块生活费，负责在家照顾儿子。房子和车子都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家里的银行卡全归丈夫管。

A女士她深知丈夫的品性，若贸然离婚，要做好多年心血付诸东流的准备。于是她找到翁语。

在向赤色危机支付了预付款项后，A女士得到了翁语以“朋友”身份给出的建议。先不动声色地稳住丈夫，在恰当时机，告诉丈夫有一项稳赚不赔的投资，说服丈夫把资产全部投进去。

丈夫一向爱钱，且相信妻子的商业判断，当即表示支持，两人拿着房产证到公证处公证，两套房产由A女士全权处理。

之后到信贷公司将房产抵押换成真金白银，再全部投到另一家P2P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翁语联系的。

一切手续都合规合法，A女士的千万资产理所当然地转移到了“第三方”名下，也理所当然地遭遇投资失败。为了将戏做足，应委托人要求担保公司工作人员去A女士家催收债务。

家庭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在讨债的人群面前，她恳求丈夫“以后我们两个人努力一起还好吗？”，丈夫拒绝了，并主动提出离婚。

后来A女士说，当时她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若丈夫能稍微体谅她一些，她就将结束这次委托。再后来两人离婚，她给他留下了一套房子和十万块钱。这个案例成为翁语职业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把握与利用。

对于性格软弱的女人，翁语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慨。在她看来，当断则断是做人的必备素质，优柔寡断只会酿成更大的恶果。她曾帮助一名委托人捉奸三次，前后长达两年。

而对这名委托人丈夫的捉奸行动，也因难度较大让翁语颇感头疼。当时强烈的怀疑让B女士痛苦难耐，夜夜饮酒，昏昏沉沉的生活持续了一个月后，她找到翁语。

在翁语面前，B女士将怀疑的原因归结为第六感。翁语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只要经她手的委托，最终结果80%都是出轨，剩下两成，不是吸毒，就是赌博。这种近乎直觉的判断力，是在处理上千起案例后积累的特殊能力。

但B女士的丈夫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她在外做生意，住在北京高档小区，戒备森严，坐电梯也要刷卡。他有一辆奔驰，一辆宝马，一般人不知道他平时坐哪辆车出门。为保证安全，他还让司机住在家中侧间。

小区难以突破，他们就整天混在院子门口，和看门老大爷、扫地阿姨扯闲篇，混得面熟了，塞两条好烟，几百块钱，说亲戚住在里面，开门放行不在话下，还把门禁卡弄到手了。这种接地气的渗透方式，往往比高科技手段更有效。

之后跟踪目标，确定具体具体位置，协助委托人在她家两辆车上装上GPS定位装置，如此一来，这位丈夫就成了调查员手机上的一个移动的点；再通过反猫眼设备观察房间结构，这是为最后的捉奸做准备。

下一步是搜集证据，他们紧跟丈夫近一个月，用DV或安装在手机耳机接口处的针孔摄像头拍摄下约会和逛街的影像资料。晚上，他们找到附近一栋与丈夫住处几乎平层的高楼，利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室内情况。窗帘没拉严，证据确凿。

捉奸当天，翁语没有参加。凌晨两点钟，他接到手下的一个电话，任务完成——一般任务完成后他们不会马上向翁语汇报——“这次有惊喜，一张床按下四个”。

让B女士没想到的不止是还有小四小五的存在。捉奸之前几个月，她听说他的生意赔了本钱，便去看望，丈夫带她去吃沙县小吃，她看丈夫生意难做，将家中积蓄拿出来补贴丈夫。

即便如此，B女士还是因为孩子没有选择离婚。之后的两年，翁语又帮这位当事人捉了两次。“这次应该是离了”，翁语说。这个案例让她深刻体会到，有时候最难捉的不是小三，而是委托人那颗犹豫不决的心。

有一次和一群客户聊天，偶然说起离婚率的问题，翁语便举此例说明不离婚不代表婚姻没问题。在捉小三的九年时间里，她逐渐对两性关系的崩坏习以为常。“算算你们周围的朋友，十对里面得有七对出轨的”，四下默然。这句话道出了当下婚姻关系的残酷真相，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生意始终红火。

无所不能的私家侦探做不到的事

做了五年私家侦探之后，阿风已经对捉奸在床的故事不大感冒了。他喜欢看《人民的名义》，他认为这是一部拍得极其真实的电视剧，比起捉小三，他更渴望能发挥所长，能有机会协助公检法查下几个贪官，为民除害。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在这个现实至上的行业里显得尤为珍贵。

他曾有机会做到。前几年到外地办业务，委托人的丈夫在当地势力庞大（“有点赵瑞龙的意思”），明目张胆在外包养情妇，委托人向法院起诉离婚，但因丈夫的干预，始终无法胜诉。

主管此案的法庭庭长，五十多岁年纪，低调朴实（“有点像赵德汉”）。据阿风观察，他的酱色外套不会超过一百块钱，很少换。

阿风先在网上了解情况，在相关贴吧里，他看到一片“贪赃枉法”的骂声。他又在法院门口找黑车司机聊了聊，正好司机的表弟在这打过官司，因为没送钱，官司输了，司机说“这是雁过拔毛的地方”。这些民间的声音，往往比官方通报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委托人明白，只有把这个滥用职权的庭长换掉，自己的官司才有胜诉的可能。换掉的方式有很多种，比较难的一种是找到他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证据，比较简单的是查到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但这个庭长的警觉性极强（“就跟第一集的丁义珍一样”），他会在上电梯时多按一两层，这直接导致阿风花费了两天才知道他家住在几楼；平时出门，他绝不会直接在家附近打车，而是要多走出两个路口。这种反侦查意识，让经验丰富的阿风也感到棘手。

阿风想了很多方法，有人建议找人查他的银行账单？依他的经验来看根本没用，老江湖绝不会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收黑钱。跟踪他？他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连单位给他的专车都不坐。阿风确实见到他与委托人的丈夫一起吃饭，但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二十天的侦查之后，阿风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委托人也理解非官方手段介入的侦查是难度取到相关证据的，只拿了丈夫出轨的证据了事。庭长的贪赃枉法的证据没拿到，这是阿风心中的一个遗憾。这个未完成的案件，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心结，也让他意识到私人侦探的能力边界。

具备心理医生和离婚律师的素质的

私人侦探

翁语的团队除了阿风还有十几名员工，有全职有兼职。委托人要赤色团队的行动支付两万起步，视难度适当增减。阿风每做一单可以得到七八千元，每月做两单就比大多数城市白领的收入要高。现在他还不想换工作，他还在享受追捕猎物的乐趣。当被问到这个职业的法律争议时，他依然难掩一腔为民除害的热情。这种复杂的职业认同，折射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与矛盾性。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非常手段达到目的是私人侦探的价值所在，道德判断在这个行当以一种带有江湖气的、替天行道的方式存在。翁语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做人准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古老的报复法则，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

有人称她是具备心理医生和律师素质的私人侦探，她也不反对。不同的是，心理医生让人接受现实，向内获得幸福；而翁语的方式似乎更加简单有效，“就搞他吧，搞完你就痛快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解决问题方式，恰恰迎合了那些在婚姻中受尽委屈的女性的心理需求。

至于律师——至少在《婚姻法》领域，翁语认为法律意识是她安身立命的本钱，曾有委托人找她办事，上来就说要另一半净身出户，翁语一脸不屑，反问道

“你懂法吗？”这句反问不仅是对委托人的提醒，也是对这个行业的自省。在这个法律与情感交织的灰色地带，懂法比懂情更重要，理性比冲动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