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年轻的斯泰纳刚22岁，从哈佛毕业，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在杂志社当编辑和撰稿人，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公寓，有了第一张信用卡，在她的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秘密。生活刚刚在她面前展开一副光明的画卷，她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起点和未来。然而，就在这看似完美的开端之下，潜藏着一个足以吞噬一切的黑暗漩涡。
这个秘密就是曾经被斯泰纳视作灵魂伴侣的男人，这个她曾经最爱的人用枪指着头，威胁要杀-死她。这并非一次偶然的争吵失控，而是一场持续经年、精心布局的控制与摧毁。那个曾对她诉说童年伤痛、与她分享梦想的男人，面具之下隐藏着截然不同的面孔。
斯泰纳经历的这个“疯狂的爱情”故事，是一个伪装成爱情的心理陷阱。它并非以拳脚开场，而是以极致的关注、深刻的理解和令人眩晕的“灵魂契合”作为诱饵。这种陷阱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利用了人类对于亲密、理解和无条件的爱的渴望，将这些美好的情感转化为束缚的锁链。
斯泰纳看起来并不像典型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她拥有哈佛的学士学位，还拿到沃顿商学院的市场营销MBA，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财富”500强的企业工作。她聪明、独立、受过顶级的教育，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在旁人眼中，她应该是那个最能识别危险、保护自己的人。然而，这恰恰是她故事中最具警醒意义的部分。
这就是斯泰纳想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事实，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无关你的种族、信仰、收入和教育水平，随处可见。它不挑拣受害者，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同样无法免疫。暴力无关乎软弱，而关乎权力与控制。施虐者选择的对象，往往不是最弱的，而是他们最想掌控的，那些拥有光芒、让他们感到威胁或渴望完全占有的人。
很多人认为既然家庭暴力发生在女性身上，那应该有很多是女性自身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普遍却极其有害的误解，是将责任错误地归咎于受害者。没有人“导致”他人对自己施暴。暴力的根源在于施暴者选择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发泄情绪或建立支配地位，而非受害者的任何行为或特质。
超过85%的加害者是男性，并且家庭暴力只发生在亲密的、相互依存的、长期的关系中。这种亲密性并非保护伞，反而成了暴力的掩护和受害者的牢笼。正因为关系紧密，受害者往往更难向外求援，更倾向于为对方找借口，也更难以割舍情感投入和共同建立的生活。
换句话说，家庭暴力发生在家中，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最不期待出现暴力的地方。这就是第二个事实。家本应是港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当暴力侵入这个空间，它造成的不仅是身体的伤害，更是对信任、安全感和基本世界观的彻底粉碎。受害者在家中都无处可逃，这种绝望感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我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会继续留在一个打我的男人身边，但事实上在我这个年龄段这种事情非常普遍。”这种孤立感是施虐者刻意营造和维护的，它让受害者相信自己是孤独的、异常的，从而不敢声张，也更容易被控制。打破这种孤立感，认识到自己并非个例，往往是寻求帮助的第一步。
斯泰纳当时22岁，在美国16岁至24岁的女性相比其他年龄段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概率要高出两倍以上。同样在美国，每年有超过500位妇女或女孩被加害人杀害，凶手就是她们的男友或者丈夫。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年轻并不意味着安全，热恋期更不意味着保护，有时反而是危险开始的阶段。
斯泰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受害者，对家庭暴力的预兆和发展模式一无所知。社会常常教导我们识别陌生人的危险，却很少教育我们如何识别亲密关系中的“毒性”。我们熟知暴力发生时该怎么办，却对暴力发生前那些细微的、渐进的控制信号缺乏认知。
02
以下是她掉落“陷阱”的过程
第一步：引诱和迷惑受害者是家庭暴力关系开始的。
在一个雨夜，斯泰纳在地铁上遇见了康纳，他恰好坐在斯泰纳旁边，跟她聊了起来。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农场男孩。他的脸颊像大苹果一样通红通红的，小麦色的金发，看起来十分讨人喜欢。初遇的场景平凡而浪漫，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他表现得友善、真诚，甚至有些羞涩，完全符合一个“好男人”的初始印象。
他也毕业于常青藤联盟学校，在华尔街银行工作。相似的背景让斯泰纳感到亲切和放心，这似乎排除了许多潜在的风险因素。在世俗的标准里，他拥有体面的教育和职业，这为他披上了一层“安全”的外衣。
在初次交往中康纳做的最聪明的事情，是让斯泰纳相信在这段感情中她是强势的一方。他表现得像是一个崇拜者，将斯泰纳置于情感的高位。这种“以你为中心”的强烈关注，极易让人产生被深爱、被珍视的错觉，满足了人内心深处对独特性和重要性的渴望。
康纳喜欢有关斯泰纳的一切，她的才智、在哈佛的求学经历、她的工作等等，并且他很愿意了解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愿望和梦想。这种专注的倾听和热情的赞美，是一种高效的“爱意轰炸”，它能迅速建立深厚的情感连接和信任感，让斯泰纳感到自己终于遇到了真正的知音。
他向斯泰纳倾诉，从他四岁起继父就开始持续野蛮地虐待他，他说他花了几乎20年的时间重建自己的生活。康纳在两人之间营造出奇特的相互信任的氛围。分享深藏的创伤，是一种极高层次的情感 intimacy 的邀请。这既激发了斯泰纳的同情心和保护欲，也创造了一种“只有我理解他”的特殊纽带，同时为日后他可能的“情绪失控”埋下了伏笔——他可以将其归咎于过去的创伤。
斯泰纳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聪明、幽默、体贴并且倾慕她的男人会有一天命令她是否化妆，裙子能有多短，要住在哪里，要做什么工作，能和谁交朋友，该在哪过圣诞节，因为在康纳身上没有一点暴力、控制欲或是愤怒的预兆。控制是逐步升级的，往往从“为你好”的建议开始，慢慢变成不容置疑的要求。当爱意在前期被大量透支作为信任资本后，后续的控制行为就容易被视为“爱得太深”或“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从而被原谅。
第二步：孤立受害者。
当然，施暴者并不会说：“嘿，我们要进入下一阶段了，我要孤立你然后虐待你了！所以我要你离开你自己的公寓，防止邻居听见你的惨叫声！我还要让你离开这个有你的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城市，不然他们会看到你的伤痕！”孤立的过程包裹在甜蜜的承诺和共同规划的外衣之下。它听起来像是为了爱情做出的共同牺牲和伟大冒险，而非一场有预谋的切割。
事实是，一天，康纳告诉斯泰纳他辞掉工作，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并且说是因为斯泰纳才辞职，她让他拥有了无比的幸福和安全感，他不再需要到华尔街证明自己。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道德捆绑。他将重大的职业变动归因于斯泰纳带给他的“幸福”，这让她背负了情感上的责任和内疚感，同时也创造了一种“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的亏欠心态。
现在他只想离开这座城市，远离那个充满虐待、不正常的家庭，搬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充满了对平静生活的向往，也再次唤起了斯泰纳对他的同情。新的开始，听起来总是充满希望，足以掩盖离开现有支持系统所带来的风险。
为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斯泰纳觉得自己需要做出牺牲，所以同意了，辞掉了工作，跟康纳一起离开了曼哈顿。在“伟大的爱情”叙事里，牺牲被歌颂为美德。斯泰纳以为自己是在为爱情奔赴，是在支持伴侣治愈创伤，她看到的未来是两人携手共创的新生活，而非自己社会关系和经济独立的双双剥离。
她以为自己陷入了疯狂的爱情，却没发现自己正迷迷糊糊走进一张精心编织的控制你身体、经济和心灵的陷阱。当她远离了熟悉的环境、朋友、家人和工作，她的世界就逐渐缩小到只剩下康纳一人。她的信息源、情感支持、经济来源和社交认可都越来越依赖于他，这使得她越来越难以质疑他的行为，也越来越难以离开。
第三步：开始用暴力威胁。
康纳第一次动手打她，是在举办婚礼的五天前，早上斯泰纳还穿着睡衣正在完成撰稿的工作，工作时的她有些烦躁，康纳以此为借口，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死死地掐着，让她无法呼吸，并且一次一次地把她的头往墙上撞。第一次暴力往往发生在关系已经足够牢固（如订婚、结婚、怀孕）之后，此时受害者投入了巨大的沉没成本，且施虐者认为对方更难以离开。暴力爆发的借口通常微不足道，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展示权力，确立“谁说了算”的规则。
五天后，脖子上的是个手指印刚刚消退，而斯泰纳就穿上妈妈的婚纱，嫁给了这个对即将对她拳脚相加的男人。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它揭示了受害者在遭遇首次严重暴力后的混乱心理：震惊、否认、为对方找理由（压力）、对即将到来的婚礼感到社会压力、以及残存的希望——相信这只是一次可怕的意外。婚礼的承诺和公众的见证，有时反而成了困住受害者的枷锁。
尽管发生了那件事情，斯泰纳还是相信他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因为她认为彼此相爱，同时康纳表现出深深的歉意。事后深刻的忏悔和甜蜜的补偿（“蜜月期”），是暴力循环中关键的一环。它让受害者相信“那才是真正的他”，暴力只是“魔鬼暂时控制了他”，而爱和忏悔才是关系的本质。这种间歇性的强化，使得关系更加难以割舍。
他只是压力太大，这是一个意外，而他以后不会再这样。受害者常常倾向于接受施虐者提供的借口，因为这比接受“我爱的人是个会故意伤害我的人”这一事实要容易得多。将暴力归因于外部压力或偶然，可以暂时维持内心世界的秩序和对关系的幻想。
然而蜜月期间斯泰纳又被打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她开车迷路了，一次是因为堵车让康纳很烦躁。暴力迅速复发，证明了它并非偶然。借口越来越随意，表明暴力正在成为他表达不满、控制局面的常态方式。地点选在蜜月期，也意味着隔离已经完成，他不再需要过多掩饰。
跟康纳两年半的婚姻生活中，斯泰纳每周都会被打一到两次。暴力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可预期的恐怖。生活在这种持续威胁下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受害者会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小心翼翼地揣摩施虐者的情绪，试图避免触发点，这种精神上的耗竭同样摧残人心。
斯泰纳曾经以为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事实上，每三个美国女性当中就有一个曾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或潜在的目标。这个惊人的普遍性 statistics 说明，这不是个人悲剧，而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受害者摆脱羞耻感和孤立感，明白需要改变的不是自己，而是处境。
03
1、看到这里，大概每个人都会问起：
为什么她会留下？
怎么会有人愿意和一个打她的男人继续住在一起？
答案很简单，她并不知道康纳是在虐待她。在我们的文化叙事里，“虐待”往往与街头暴力、陌生人的攻击联系在一起。当暴力来自口中说爱、朝夕相处的伴侣，并以“爱之深责之切”或“一时冲动”的面目出现时，受害者很难将其准确归类为“虐待”。她可能认为这只是“糟糕的关系”、“他的脾气问题”或“我们都需要努力克服的困难”。
尽管康纳用上膛的枪指着她的头，把她推下楼梯，威胁要杀掉家里的狗，当她在高速公路驾驶时拔掉引擎钥匙，斯泰纳都从未想过自己是一个正在遭受虐待的妻子。这些极端行为在旁人看来是明确的犯罪和虐待，但身处其中的受害者，其认知可能已经被扭曲。长期的心理控制、间歇性的温情、以及“一切都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的灌输，会让人产生一种扭曲的现实感。
正好相反，斯泰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深爱着这个饱受困扰的男人，而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帮助康纳面对自己心魔的人。这是受害者常有的心理状态：拯救者情结。她将他的暴力归因于他过去的创伤，将自己的忍受视为一种高尚的、有治愈力量的陪伴。她相信自己的爱和坚持能够改变他，这种信念给了她留下和忍受的意义，也让她更深地陷入陷阱。
2、这时，我们大概还是想问：
为什么她不离开？
为什么她不逃跑？
对于受害者还说，这也是最伤心、最痛苦的问题，只有受害者才谙知其中旁观者所不了解的原因，那就是离开施虐者是多么危险。离开往往不是暴力的结束，而是升级的开始。当控制关系面临破裂的威胁时，施虐者可能会做出最激烈的反应。受害者对这一点有直觉性的恐惧。
因为家庭暴力的最后一步就是杀掉她。
超过70%的家庭暴力谋杀发生在受害者结束这段关系后，当她离开后，施虐者就已经无需顾忌任何东西。这个数据触目惊心。它意味着，决定离开的时刻，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刻。受害者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安全网络来应对可能降临的致命报复。
离开施暴者可能导致的其他结果，包括长期跟踪，这甚至发生在施虐者再婚之后；拒绝经济支持；操控家庭法庭来恐吓受害者及其孩子，孩子们通常被家庭法庭法官要求与那个打他们母亲的男人一起度过一段无人监管的时日。离开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割裂，更是一场涉及法律、经济、子女抚养权的复杂而持久的战争。施虐者会利用一切系统和手段来维持控制和施加惩罚，这使得离开的成本和风险高得令人却步。
3、现在我们大概依旧会问：
她为什么不离开？
斯泰纳之所以离开时因为最后一次残暴的殴打突破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有时，离开需要一个“临界点”——一次特别严重的暴力，一个清晰的、无法再自欺欺人的时刻，或者是对孩子安全的担忧突然压倒了一切。这个点何时到来，因人而异。
她意识到如果我不反抗，这个她曾深爱的男人会杀掉她。最终，对死亡的恐惧战胜了对关系残存的幻想和对离开后未知风险的恐惧。生存的本能敲响了最后的警钟。
于是她打破了沉默，向每个人求助：警察、邻居、朋友和家人、完全陌生的人。打破沉默是求生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它意味着承认自己一直试图掩盖的耻辱，面对可能的不解甚至指责，但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获得外部支持和干预的可能性。
斯泰纳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也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幸存者。
她和一个温柔善良的男人再次结婚，有了三个孩子，养了一只黑色拉布拉多，而她永远不会再想要的，永远，是一个嘴里说爱却用上膛的枪指着她脑袋的人。她的故事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伤痕完全消失。幸存意味着她走了出来，重建了生活和信任的能力。这个结局给予其他受害者以希望：黑暗之后，确有光明可寻。
04
我们倾向于将受害者描述成作践自己的女人，好像受害者有意选择与摧残她们的男人相爱，好像这是她们自己的错。这种指责受害者的社会心态，是二次伤害，也阻碍了她们寻求帮助。没有人主动选择被虐待。她们爱上的是那个伪装出来的、极具魅力的形象，等到看清全貌时，往往已被深度套牢。
并且，总是感觉家暴离我们很远。事实上，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女性，甚至一些男性，会掉入这个陷阱，或许它正在你身上发生。它可能发生在我们隔壁的公寓，我们孩子的学校，我们的办公室。施虐者可能是任何看起来体面、正常的人。这种“不会发生在我/我们身边”的错觉，让我们放松了警惕，也闭上了愿意倾听和观察的眼睛。
虐待可能正发生在我们的女儿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姐妹、最好的朋友身上。能够结束这“疯狂的爱情”故事靠的是打破沉默。
虐待只能活在沉默中，如果你是受害者，你有能力制止家庭暴力，不再沉默。寻求帮助是力量的表现。联系可信赖的朋友家人、拨打援助热线、寻求专业法律和心理支持，都是打破沉默的方式。制定安全计划，无论是留在关系内保护自己，还是准备离开，都至关重要。
而我们，也要打破沉默，不做家庭暴力的帮凶。发现家庭暴力的预兆，并有意识进行干预，阻止其升级，给受害者提供安全的出路。当我们听到邻居的争吵中有不对劲的声音，看到朋友身上无法解释的伤痕，注意到同事突然变得孤立、紧张、为其伴侣的行为不断道歉时，我们可以表达关心，提供不带评判的倾听，告知可用的资源。不要轻易说“你为什么不离开”，而是问“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帮助受害者重塑精彩、可爱的自己，重拾美好的未来。暴力试图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作为支持者，我们可以通过持续、稳定的关怀，帮助受害者重新连接她们的力量、才智和价值，陪伴她们走过漫长的恢复之路。
虽然演讲者斯泰纳生活在美国，但是她所讲述的事实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我国家庭暴力发生率在29.7%～35.7%，我们同样也能说每三个中国女性其中就有一个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或潜在目标。数字背后是无数沉默的呐喊。传统文化中“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法律和社会支持系统曾经的不完善，都可能让受害者更加沉默，让施虐者更加肆无忌惮。所幸，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和社会认知的提升，情况正在改变，但道路依然漫长。
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在别人看来多么简单的问题，然而发生在受害者身上却是难以摆脱的阴影。这个问题本身，常常蕴含着不解和责备。我们需要将问题从“她为什么不离开”转变为“我们如何能更好地支持她安全地离开并活下去？”理解其中的复杂性，是提供有效帮助的前提。
我们若能对家庭暴力多一些了解，当自己或身边的人遭遇家庭暴力时不再沉默，或许有一天就能杜绝那些不断重复的悲剧。教育是关键。我们需要在学校、社区、 workplace 广泛开展关于健康关系、 consent 和家庭暴力识别的教育。每个人都成为知情者、支持者和干预者，才能编织起一张有效的社会安全网，让施虐者无处遁形，让受害者有路可逃。每一声打破沉默的呐喊，每一次成功的干预，都在让这个世界对受害者更安全一点，离悲剧更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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